外部知识源化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机理：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

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从创新型人力资本视角构建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影响机理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在不同行业创新型人力资本异质效应下外部知识源化驱动高质量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受到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的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推动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创新的作用，随着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并突破“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创新效应，即外部知识源化与高质量创新呈倒U型关系。此外，在行业上，中国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处于中等水平，外部知识源化是推动高质量创新的显著动力，但需要警惕创新型人力资本带来的负向门槛效应，以保持高质量创新活力。     

产业集聚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2～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SYS-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均会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制造业集聚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效率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小于中西部;制造业集聚促进东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对中西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错配与人力资本贡献率：系统测度与实证关联

研究将人力资本错配纳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简称人力资本贡献率）分析框架，对2005~2018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之外的30个样本省份的人力资本错配指数和人力资本贡献率进行系统测度及演进态势分析，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影响及效应，进一步讨论了产业集聚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整体人力资本错配趋于缓解，但演进态势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现为趋于改善、反复波动、不断恶化的事实特征；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且区分配置不足和过度两种错配类型后，这一效应仍然存在，但人力资本配置过度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均不同程度地矫正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负向效应，而制造业集聚会强化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抑制作用。本研究有助于在学理上丰富和完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相关问题及影响机制对于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非研发投入、知识积累与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

基于最新发展的SBM-DDF模型，测度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指数，并将制造业行业的知识积累异质门槛纳入非研发投入驱动绿色创新增长机理框架，运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行业不同知识积累门槛下非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整体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变化没有较大增长，甚至呈现一定幅度下降趋势；总体上，制造业非研发对绿色创新增长起到了显著有利促进效应。随着知识积累水平加强，非研发创新路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非研发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制造业知识积累水平位于7.736和9.313“临界规模”时，最有利于非研发路径进行绿色创新。研究为探索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     

能源强度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创新效应视角

当前中国能源资源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迅速凸显，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推动生态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工业各行业之间绿色转型存在的异质性差异，并引入创新效应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能源强度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在转型期间表现出比较显著的波动趋势。值得说明的是，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明显的创新效应异质门槛作用；较低水平的创新效应并不利于降低能源强度驱动工业绿色转型。而随着创新效应水平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发挥了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知识源异质性视角下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关系——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分析

从知识源异质性视角,将知识溢出划分为省际知识溢出与国际知识溢出双渠道,采用200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双渠道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双渠道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均显著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双重门槛的复杂非线性特征,且具有相同的门槛区间;知识产权保护处于小于-4.348、[-4.348,-2.286]、大于-2.286时,省际知识溢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94、0.279和0.339,促进作用先降后升;国际知识溢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94、-0.128和0.146,溢出效应先负后正;省际知识溢出的促进效应整体更强。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降低省际知识溢出壁垒、合理控制国际知识溢出以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策略。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利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本身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均显著提升了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制造业集聚在长期和短期内对本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相邻城市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知识源异质性视角下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关系——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分析

从知识源异质性视角，将知识溢出划分为省际知识溢出与国际知识溢出双渠道，采用2009~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双渠道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双渠道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均显著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双重门槛的复杂非线性特征，且具有相同的门槛区间；知识产权保护处于小于-4.348和[-4.348，-2.286]、大于-2.286时，省际知识溢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94、0.279和0.339，促进作用先降后升；国际知识溢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94、-0.128和0.146，溢出效应先负后正；省际知识溢出的促进效应整体更强。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降低省际知识溢出壁垒、合理控制国际知识溢出以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方面的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策略。     

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资源约束下社区参与视角

探讨社区参与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机制有助于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提升,也有助于社区参与基础上的传统村落遗产保护机制建立。以宏村与张谷英村为案例地,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对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参与背景下,关系嵌入可区分为行业嵌入、政治嵌入和社区嵌入三个维度。行业嵌入对知识获取和旅游创新意愿影响不显著;政治嵌入通过知识获取间接影响旅游创新意愿;社区嵌入通过双重作用机制影响旅游创新意愿的提升,是最重要的旅游创新意愿驱动因素,反映了传统村落小微型旅游企业集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旅游影响下传统村落社区存在的意义。最后对研究结果展开了分析讨论。     

基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产业创新集聚演化

考虑到企业间复杂的交互网络结构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收益的影响,采用粒子群算法及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创新集聚演化模型,并对演化过程中的信息化因素进行分析。首先,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为产业创新集聚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产业创新集聚又进一步促进企业间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从而促使产业内部协同发展。其次,在全局信息化水平不变且不考虑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当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时,企业间知识溢出效应增大,但集聚区内产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无法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全局信息化程度越高,创新集聚速度越快,产业发展规模也越大。局部信息化与全局信息化水平均为影响集聚形成的重要条件。     

北京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的 Markov SCGM(1, 1)C预测模型

将1991-2009年北京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作为原始数据序列, 对部分统计信息修正后, 应用单因子系统云灰色模型拟合时序数据的总体趋势; 然后将所得相对误差作为随机波动过程, 用马尔柯夫链原理对其状态进行预测; 最后综合运用MarkovSCGM(1, 1)_C模型, 对未来3年北京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进行了预测, 结果表明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     

房价、产业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

近年来,房价对人力资本数量的影响效应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而关于深层次的人力资本质量随房价上涨的变化尚未引起关注。运用2003-2016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房价对人力资本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层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在挤出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产业结构越高级,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越弱,房价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曲线越平缓,人力资本对房价变动越不敏感。对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是避免因房价而造成的人才外迁和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针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称之为“两大产业”)的产业协同集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IV-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以探究两大产业的协同集聚对GTFP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两大产业协同集聚还没有发挥出正外部效应，其对技术创新和GTFP还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技术创新是两大产业协同集聚影响GTFP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在目前，两大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从而抑制GTFP的提升；受不同地区差异性影响，在中介效应检验中，我国“北京等10个省(区、市)”等3个地区的检验结果各不相同。为促使两大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和GTFP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从加强跨区域联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要素空间集聚影响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制度质量影响要素积累效率,两者的综合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量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集聚,构建要素空间集聚指标,运用中国1997-2016年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SDPD)模型实证检验了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要素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阈值效应,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集聚中心分别是广东、湖北、四川以及辽宁;要素空间集聚和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两者存在互补的影响关系.研究还发现: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要素空间集聚、制度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显著.     

产业转移、高端资源错配与创新绩效——基于医药制造业数据的门槛机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省级医药制造业面板数据,基于地区高端资源错配视角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移驱动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中国27个地区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端资源错配,且错配情况近年来没有明显改善;产业转移驱动创新绩效的效应显著受限于地区高端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水平的提升,产业转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促进变为抑制。最后,本文结合医药制造业行业特点,从深化市场改革、加强东西部地区联动、合理引导要素转移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提升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基于重庆数据的经验分析

城市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现代城镇化成功的关键。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互动机制,并基于重庆1997~2012年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却没有表现出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还不是基于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内生型城镇化。这一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推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整合地方政府竞争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

构建了包含企业、家庭和地方政府的三主体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采用外围地区政府首先发起竞争的模式分析了集聚均衡格局的长期演化.分析发现:整合地方政府主体后,“中心-外围”集聚格局的长期均衡以“条件支撑”状态为主,即集聚均衡支撑与否, 不仅取决于贸易自由度的高低,而且取决于外围地区政府实施的竞争政策能否超过某一“门槛”水平.这一“门槛”水平关于贸易自由度呈驼峰形(即倒“U”形),贸易自由度处于较低或较高水平时,外围地区政府夺取中心地位的竞争“门槛”都相对较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同时,区域一体化加深将有利于外围地区实施夺取中心的竞争性策略.     

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兼论产业集聚与要素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将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两类基础设施以及产业集聚、要素市场化同时纳入要素错配分析框架，基于中国除西藏、港澳台地区之外的2005～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对资本、劳动力要素错配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和要素市场化，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均在不同程度上矫正了中国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比较而言，两类基础设施对劳动力错配的矫正作用均更为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矫正作用，主要存在于中国南方地区或要素配置过度地区，而在北方地区或要素配置不足地区不显著；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以及要素市场化，均在两类基础设施对要素错配的矫正作用中发挥出正向调节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83个地级市2007～2015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显著正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负溢出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分区域而言,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重点环保城市多样化集聚能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非重点环保城市表现为专业化、多样化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都促进了技术效率改善,对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网络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KIBS)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企业的关系化、网络化发展也让企业更注重发展自身的网络能力。因此,企业如何发展网络能力、企业网络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就成为了管理研究的热点。本文从企业能力理论出发,认识到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及网络能力的内在特性,然后据此从知识、互动、创新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网络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框架,引入了组织间学习、合作创新、顾客互动做为中介变量,并用运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实证验证了上述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