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学成就探析

老子是哲学家,也是诗人,是中国哲理诗创作的先驱。一部《老子》,是哲理与诗歌的结合体。如果把《老子》整个算作“哲理诗”,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其它任何哲理诗作象它那样具有独创性,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广大深远的影响。《老子》又被看作诗歌与散文的结合体,人们或称之为诗,或称之为文,或说它文中有诗,或说它诗中有文。是诗、是文、是“散文诗”还是“诗散文”,从大处着眼,重要的不在于这称谓上的区别,而在于它们所共同揭示的《老子》艺术上的独创性和特异性。《老子》的体裁是春秋末年伟大哲人所独创的,所以我们不应以其后世的某些标准硬套它、苛求它,而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作的开端和中国哲理诗的一种最早的、特殊的样式。 《老子》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析、把握它。     

《三峡》疑释

《三峡》,为素有定评的古代散文名篇,注释、分析它的文章,数以百计。全文仅一百五十五字,逐字逐句,你“斟”我“酌”,似早有定解,更无疑义,实则不然。笔者拟就下列字句再献疑义并加试释,管窥蠡测,谨以之就正于方家。一、“自三峡七百里中”的“自”“自,有‘于’和‘在’的意味。”——这是中华书局版《古代散文选》的注释。“自,这里有‘在’的意思。”——这是部编十年制学校课本初中第四册的注释。就笔者所见,这还是比较慎重的注释,因为其中都带有一些限制的说法或不十分肯     

“不”“没“词性探疑

在我国的语法界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把“不”和“没”当作副词看待。例如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纲要》中就说:“另有一类词,如……‘不’‘未’等等……我们把它们称为副词。”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作的《语法修辞讲话》也讲到:“现代口语里只有两个否定副词:‘不’和‘没’。‘没’字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否定‘有’,一个是否定行为的完成,除此以外都用‘不’。”近几年新版的三套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即上海版郑州版和兰     

也解“外人”

宋宏志同志在《外人解》(载《中学语文八二年第一期,以下简称《外》)一文中,认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于在春先生的《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中,把原文第一次出现的外人,即“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这个“外人”,译作“外边的人”是“欠科学的,也是草率的.”然后,宋宏志同志把这个外人解作:“应是‘避秦时乱时候的‘外人’”.并且把《桃花源诗》中“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一句作为这样解释的依据和佐证资料.对此,笔者保留自己粗浅的想法.的确,于在春先生在《文言散文和普通话翻译》一书中,把这句话译为“里面人们来来往往,耕种操作,男男女女的服装打扮,完全和外边的人一模一样,”读罢,亦存不妥之感,似觉与原文的文意不很恰合.     

“偶尔”、“偶而”、“偶耳”小议

第197期《中国报刊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偶尔”与“偶而”》的短文。文中说:“‘他常常写杂文,偶而也写点诗’。这里的‘偶而’是‘偶尔’之误。”作者还批评说,报刊上这种差错“并不少见”,“大都是作者写了别字,编者以错为正或未发现所致。”     

“陶”就是定陶述论

最近,有位同志著文《‘陶’不是‘定陶’》,文述“《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的‘陶’与《项羽本纪》中的‘定陶’不是一地,在《史记·项羽本纪》9—12自然段中,曾五次出现‘定陶’两字,都写全称,无一处省略‘定’字,……这样一对照,把‘陶’理解为‘定陶’实在没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陶与定陶是一地。春秋战国时,陶地叫作“陶丘”、“陶邑”、“陶”。“陶”后改称“定陶”,是范蠡居陶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关于《藤野先生》的一处解释

对鲁迅先生散文名篇《藤野先生》中“‘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一语的解释，人教社初中语文的各个版本都有各自的表述，现摘抄三则如下：     

“莫之或欺”的“或”字的词性和词义——《古代汉语》教学札记

《孟子·许行》一篇中,有“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一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课本注:“或,句中语气词。”对“或”字的词义不作任何解释,因此,把“莫之或欺”解为:“等于说没有人骗他。”《古代汉语》对“或”字的解释可能根据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近人杨树达的《词诠》。《释词》:“或,语助也。《诗·天保》曰:‘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言无尔承也。或,语助耳。笺言:‘或之言有也。’     

陈翼叔及其诗歌简论

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云南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诗人陈翼叔。他的诗带有鲜明的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对于他的诗,当时及后来滇内外一些文人学士曾经给过很高评价,例如,清初“性灵派”著名诗人袁枚就曾说过:“云南蒙化有陈把总翼叔即景《春夜》云:‘斜月低于树,远山高过天’。从军《边行》云:‘壮士从来有热血,深秋不必送寒衣’。有如此才而隐于百夫长,可叹也”。(看《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中《宁瘦居诗评》)四川游僧朱中囷说陈的诗“竟不得传于中原,孰知滇中犹有忠义之士,风雅之人也!”(《是何庵集跋》)还有人     

闻一多思乡爱国诗在当时文坛的位置

在一些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中,论及到闻一多爱国主义诗歌时,总是引用朱自清的论述,称闻一多为“五四时期唯一的爱国诗人”。然而教材上接着就说“‘唯一’固然不确”,但“爱国主义确实构成了闻一多两本诗集《红烛》与《死水》的重要内容”。 “唯一”而“不确”,“又确实”……,在这几乎自相矛盾的论述中,让人感受到闻一多爱国诗在当时文坛所处地位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的确,朱自清曾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他称闻一多是“五四时期”、“抗战以前”“唯一的爱国诗人”。     

天地终无情 何以为蒸黎——兼评“三吏”“三别”中的女性形象

“三吏”“三别”是杜诗中现实主义的名篇。这六首诗的基本思想和诗中的妇女形象,众说纷纭,很不一致。举其要者,大致如下:一说“这六首诗也有一个总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爱国主义。”①一说“这一组诗所以动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艺术地发挥了爱人民的思想。”②还有一说,认为“‘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③以上三种意见可用“爱国”“爱民”和“忠君”六字概括。论及诗中的妇女形象,特别是对《石壕吏》中老妪的分析和评价,历来的看法     

谈短篇小说的理趣

文学作品的“理趣”和“情趣”一样,都是我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欣尝的一个理论向题。理本身是抽象的,抽象的理论一般是不能唤起读者美感的,但理而有趣,却是美学中一个课题了。 清朝文艺批评家沈德潜曾在《诗说啐语》小说到诗中的理趣问题。他说:“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竟,云在意     

“承”的“闻”义产生时代辨

蒋绍愚先生的《<祖堂集>词语试释》说:“‘承闻’是‘听说’之意,‘承’是敬词,‘闻’是动词。……‘承闻’也可单用一个‘承’字。……‘承’已是用作动词‘闻’了。”照此看来,蒋先生认为“承”在《祖堂集》所反映的五代宋语言中,本来属敬词,放在动词“闻”前而逐渐渗进“闻”义,成为动词。这个说法有不妥当处,因为在唐代乃至六朝文献中,“承”训“闻”的例子已不罕见。《世说新语·雅量》:“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     

鼓励学生敢于质疑

在教学《小儿垂钓》一诗时，我让学生结合挂图及工具书理解诗意。一生指出：“工具书上的‘蓬头’意思是‘头发蓬乱’，为什么课本插图上的小男孩头发却一丝不乱呢？”我定睛一瞧，可不是嘛。于是我称赞道：“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像他一样，不唯书、不唯师，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听了我的话。孩子们的眼睛似乎更亮了。     

《“新发於硎”解》献疑

《庄子·养生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於硎。”“刀刃”句,传统的解释是“刀刃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谢质彬先生《“新发於硎”解》一文(载《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认为这个解释不妥,理由是“‘发’字并无‘磨好’之训,也不能解为‘拿起来’或‘磨出来’。”谢文引用有关材料论证“硎”当     

也谈王安石的人才观——由《伤仲永》的评价说开去

《伤仲永》是初中《语文》第四册中的文章.《教参》专门谈到了王安石的人才观,认为王安石“承认方仲永的‘通悟’,把仲永作诗的才能看作与生俱来之物,即所谓‘受之天’,说明他思想中还有唯心主义成分.”在课文分析中,《教参》也说:“作者对方仲永的天资做了不适当的渲染,把他写成一个‘生而知之’、不习而能写、不学而能诗的‘突发’的天才,反映了作者认知上的局限.”究竟如何看待方仲永的“通悟”呢?是认为反映了王安石认知上的局限或思想中的唯心主义,还是看成作者为了写作目的、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依我浅见,还是后种解释较为妥贴、切合实际一些.     

“屈戌”考辨

“屈戌”(一词新《辞源》作“屈戍”,释作:“门窗上的搭扣。”新《辞海》作“屈戌”,释作:“门窗上环纽、搭扣。”两部大型辞书,竟然不同,谁是谁非,实在很有必要作一番探讨。一、屈戌、屈膝和屈戍的关系“屈戌”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陆翙的《邺中记》:“石虎作金银纽屈戌屏风。”“屈膝”一词最早见南朝梁简文帝《乌栖曲》之四:“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明周祈在《名义考·物部》中说:“曲须为屈膝。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盖门环双曰金铺,单曰屈膝,言如膝之屈也。古《乌栖曲》作‘屈戌’,李商隐作‘屈戍’,皆误。”他认为作“屈戌”误,应该作“屈膝”,因为其意为“如膝之屈也。”那么,“屈膝”该是整体,是后来误作“屈戌”,即“屈戌”是“屈膝”的别体。另外,他说“《乌栖     

竹诗

有人说:“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讲,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汉字韵文学就是一种‘联想文学’。” (周汝昌语)几乎围绕着每一个字、词都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的丰富联想。而由此义到彼义的咏物诗,可称是典型的“联想文学”。前人对咏物诗有两说,一载杨载《诗法家数》中:“咏物之诗,要托物以伸意。”一载王士桢《带     

略论《诗经》中的几个问题

一 诗的数量问题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有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而小雅中的笙诗六篇,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周室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始尊为《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