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越和汉民族的融合——山越研究之二

汉末三国时期活跃在吴国境内的山越并不象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证(参见拙作《山越非山民宗部解》载《民族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那么,既然山越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存在、活动着,而且活动得很频繁,陈寿就曾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甚至都成了左右孙吴对外政策的因素。因此就有必要进一步对山越和汉民族的关系及其融合过程进行探讨,以     

对民间补土醮独尊土地龙神的文化内涵解析——以赣西万载县株潭镇枣木村田氏补土醮为例

作为民间乡村社会乞福消灾仪式的一种,古老的安龙补土醮曾于上世纪末一度复苏于赣西广大范围内的乡村农村,并成为当时乡村社会带有家族性特点的集体娱乐活动。安龙补土醮就其本质来说,是对土地龙神的安抚,以解决屋场因龙脉轻而带来的种种不顺。仪式相对简单的安龙补土醮有着鲜明的特色,即其法事集中围绕对守宅之土地神龙的安抚,土地龙神成为整个醮事神祗系统的中心。带有万物有灵信仰遗存的安龙补土醮仪式折射出了脆弱农业经济社会的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与对家庭、家族生活的倚重。     

对民间补土醮独尊土地龙神的文化内涵解析——以赣西万载县株潭镇枣木村田氏补土醮为例

作为民间乡村社会乞福消灾仪式的一种,古老的安龙补土醮曾于上世纪末一度复苏于赣西广大范围内的乡村农村,并成为当时乡村社会带有家族性特点的集体娱乐活动.安龙补土醮就其本质来说,是对土地龙神的安抚,以解决屋场因龙脉轻而带来的种种不顺.仪式相对简单的安龙补土醮有着鲜明的特色,即其法事集中围绕对守宅之土地神龙的安抚,土地龙神成为整个醮事神祗系统的中心.带有万物有灵信仰遗存的安龙补土醮仪式折射出了脆弱农业经济社会的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与对家庭、家族生活的倚重.     

山越的分布与消融

本文指出山越原是秦汉时代的于越人、东越人、干越人、越章人的后裔，后分布现今的闽浙赣皖苏等省的交界山区丛林中，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特有风俗文化习惯，到三国时，山越人受到东吴的征伐，其武装力量编入东吴军队，山越人大多数融入汉人中，一部分迁往别处。晋、隋、唐三代，汉族皇朝与山越仍有不同程度的矛盾斗争。     

山越的分布与消融

本文指出山越原是秦汉时代的于越人、东越人、干越人、越章人的后裔，后分布现令的闽浙赣皖苏等省的交界山区丛林中，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特有风俗文化习惯，到三国时，山越人受到东吴的征伐，其武装力量编入东吴军队，山越人大多数融入汉人中，一部分迁往别处。晋、隋、唐三代，汉族皇朝与山越仍有不同程度的矛盾斗争。     

建国以来山越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有关山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关于山越的渊源研究,学界一致认为＂山越＂之名见诸于史书,最早为《后汉书.灵帝纪》,嗣后关于山越的记载,史不绝书。对于山越分布及社会状况的研究,分歧不大,基本上是维持在今长江以南的闽、浙、赣、皖、苏等省交界地带。有关山越与孙吴关系的研究,研究者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性地考察、概括和总结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     

论死刑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安抚机制的构建

在＂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执行中,由于被害人及其亲属安抚机制的缺失、被害人及其亲属＂复仇＂和＂求偿＂心理得不到满足,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人民法院在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过程中,应做好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安抚工作,这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和谐,有利于刑事政策的执行、和谐社会的建设。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

与以往相比,宋元明清诸王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特点。两宋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方略,在具体的边疆政策上,体现为明显的消极“守势政策”,然其传统夷狄观念甚为强烈。元朝尤其是前期秉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习性,对开疆拓土十分积极,同时,元朝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较为淡薄,但其民族政策开明与落后并存。明朝治边方略核心是“守在四夷”,其重点是防范北部边疆的蒙古势力,在南方地区,其策略则是守境安民,达到稳定的目的。清代前期的治边方略仍是“守中治边”,但对边疆地区持有积极态度,后期治边思想与方略的局限性逐步明显。     

“福佬人”考略——广东汉族来源考之二

本文考证了广东汉族的主要民系——福佬人的形成史实,秦汉前福佬人生存的粤东南部地区,因同是属闽越族人所踞,故民系都是沿中原徙民与闽越、山越、蜒人及其他族人杂处混合轨迹融合而成,对他们之具体出现,认为该民系是唐代产物,方言刚出现于唐代以前的六朝时代。     

略论孙吴的社会矛盾及其表现

三国吴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最复杂,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地方宗部势力同官僚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集中在前期,表现为地方宗部势力对孙氏集团的抵制;二是山越等少数族同官僚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中期最突出,表现为山越等少数族对孙吴政权的反抗;三是农民同官僚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后期最明显,表现为农民针对孙吴地方政权乃至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暴动。     

论美国的远东政策

我們在本卷中开辟了‘世界的回声’一欄,有系统的介绍各国论坛上的重要諭文,以及反映各国的舆论。目下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问题,是美日談判,因此,在读者开始相见的这一期中,我们就有關这一方面的选择了三篇论文:‘论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煤油和日本’及‘美国国務部的安撫政客’。第一篇是论的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或美国安抚政策的扬弃,原文载于‘新群众’週刊。第二篇是论的美国煤油日本的关系,以及美国压迫日本的武器,原文载于‘亞细亞’月刊八月號但是美国的安抚政策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且美国国務部中的安撫主義者却大有人在,自然,其中也有極力反對安抚政策的,这就是第三篇所論的题材,原文載于七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新共和’週刊。     

“考古证今,补偏足全”：丘濬汉史情结发微

丘濬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注重史学的经世功能,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中,巧妙地把历史的借鉴功用和现实的政策建构联系在一起,尤其以汉代史实为主。本文通过丘濬对汉史的研析来发掘其＂考古证今＂的经世思想和＂补偏足全＂的学术眼光。     

从湖南事务看周必大与陈傅良的矛盾

淳熙十六年（1189年）陈傅良任湖南任转运判官，实行减税政策，得到湖湘学派的支持。陈傅良去职以后的绍熙二年（1191年），周必大任湖南安抚使，认为此前的减税政策威胁到州郡机关的运行，其言论被湖湘士人传闻于陈傅良，导致二人产生矛盾。周必大在职期间更与陈傅良的继任者及追随者丰谊在修城事务上意见分歧，这是之前他与陈傅良矛盾的延续。周、陈两人矛盾的产生缘于彼此政务理念的不同以及时事的变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与勾结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安抚的态度对待侵华日军和侨民,以谋求日方的合作。这种“以德报怨”的政策,是蒋介石为实现其战后反共、反苏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这一政策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或局部的成效,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国民政府失败的命运。     

农业补贴方式比较研究——对“直补”与“间补”政策效果的理论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业补贴的两种方式的比较分析,分析"直补"与"间补"的政策效果和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指出虽然由"间补"向"直补"是农业保护的必然趋势,但农业直接补贴在保证农民产粮积极性上有其局限性。在一定的条件下,"直补"在保证粮食安全上的作用是不明显的,这就需要政府的一些其他配套措施和"直补"相呼应,以便能够使政府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发挥最大的政策效果。     

东吴饮食习俗谈

三国鼎立,东吴据有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这里气候湿润,水网密布,居民自古“饭稻羹鱼”。吴初,孙权为增强军事实力,实行重农务谷政策,广设农官,在全境大力推广屯田。仅今武进就设有毗陵民屯区,东连太湖,西至丹徒,有男女各数万口,规模很大。如此既保证了军粮供给,又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南方的农业开发,以致“稻田沃野,民无饥岁”(《吴志·孙权传》),米饭、米粥应是当时的普     

向左走? 向右走?——民进党向何处转型

<正>表态自相矛盾反映目前困境;一方面想试探,另一方面又需安抚,到头来仍裹足不前。ECFA大辩论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意犹未尽,不断利用各种场合宣扬其对两岸政策的观点,一会儿立场柔软,转脸又立场僵化。有人称这表明该党的两岸政策正朝理性、务实方向转型;也     

先秦民族政策特点试析

本文论述了先秦民族政策封邦建国，授土授民；“修名”、“修德”，安抚和戊；通婚混血、结秦晋之好的特点。     

孙钟事迹与传说考析

考述孙权祖父孙钟的事迹及有关传说,辨析其是非,并考证孙钟与孙坚、孙权的关系。     

陶渊明溪族源流考

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论证陶渊明所属的溪族源于山越，部分演变成瑶族的茶山瑶支系，进而推论陶渊明是中国瑶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