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就读岳麓书院考述

本文就《陶文毅公全集》中之有关材材及陶澍修复岳麓书院内之"杉庵"和复制《麓山寺碑》等事迹,考证其幼年确曾随父陶必铨就读岳麓书院,从师罗典受业,是岳麓门生无疑,并与对此持异议的同志商确.     

孙清彦与《学书枝言碑》初探

孙清彦《学书枝言碑》是久坠尘封的重要历史文献,是书法与书论合璧的瑰宝.作为古代黔西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理论,它甚至填补了贵州近代书论的一段空白,堪称金州史上文化品味最高的碑刻.可惜原石已毁,今仅存残石四截及各处散帙拓片、照片资料,诚如散乱的扑克残牌,无人卒读.故尔一直未见其全文刊行.笔者兼习文学与书法,在勤力搜集、整理、校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孙清彦,初步回答其《学书枝言碑》的诸多疑问,勘正地方史志所载之不确,并勉力点校注释全文.     

兰亭主人和魏晋遗风

王羲之心在林泉间、放言无遮拦的旷达心态与魏晋之际的文人风骨毫无二致。魏晋遗风成就了王羲之书法巨擘的美誉,催生了《兰亭集序》的诞生,但放浪形骸、快意恩仇的自由个性也使王羲之在官场人际关系上声名扫地。这一正一反两方面的作用,对后世为文、为官者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唐太宗崇王之风及其影响

唐太宗从政治需要出发。提出文艺必须有益于政教的主张，反对纵欲而引起的浮糜之风。在书法上以平正冲和、中规合矩为荚，这与王羲之道美劲健、蕴藉典雅的书风相一致。他斟酌古今书家，选中了王羲之，利用其社会地啦搜集、整理王羲之遗墨，不吝颂词进行褒扬，精心模仿，极力推崇。以帝王之力把王羲之书法推至最高地位，对初唐厦后世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岩碑”与明朝政治

本文认为红岩碑的内容是反映明代政治的,最初的碑文是篆字和图形。红岩碑发现的时间是在明代,时值文字狱盛行,这使人们不敢公开抨击时政,红岩碑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用隐晦的手法揭示了当时的政治腐败情况及其产生原因。     

北宋东京太庙誓碑有无辨

宋太祖赵匡胤在东京太庙内立有一块誓碑,告诫自己及后代皇帝要优待柴氏子孙、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对此,诸多宋人皆有记载,并且碑上的誓言亦得到北宋历代皇帝有效的落实,故誓碑无疑是存在的。随着北宋的灭亡,誓碑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应的,那些＂优待＂做法亦不复存在。否定誓碑存在之说,无文献依据,且推理亦不成立。     

别误解“我”的意思

"丰碑"古时不是碑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竖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二是竖于宫庙大门内栓牲口。三是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最早的碑上有圆孔,设轳辘以绳被其     

碑与像的分离:青州北朝佛教造像碑特征浅析

佛教造像碑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曾盛极一时,但之后就迅速衰落。青州作为这一艺术形式向东传播的最后一站,是造像碑发展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州佛教造像碑呈现出碑与像相分离的特征,和关中、河洛地区相比,首先,青州佛教造像碑在碑阳构图上从先前重龛像装饰转为直接对主尊佛像的装饰;其次,重视对主佛背光纹饰的刻画,以繁缛的背光装饰烘托佛像的神性。     

《兰亭序》的命运

353年的3月3日上午,春风杨柳,气象宜人。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个朋友,在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修禊"雅集。那天的王羲之也小酌了几杯酒,在浅醉之际为朋友们的诗写了序文手稿。序中叙述了兰亭周围的山水     

创业没有休止符——记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江苏省光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周掌生

一位哲学家说过: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石头烂得更快。把名字存入心中的,名字才会永恒。周掌生用他的行为为世人立下了怎样的心碑?这心碑上又镌刻怎样的记载?周掌生60年风雨征程上——刻下塘桥镇乡镇工业兴办史与周掌生的心碑;刻下23年前4000元起家与如今江苏省光达集团公司拥有5000万资产的心碑;刻下10年来上交国家集体2500万元与23年中为1500多名农民职工增加收入2500万元的心碑;刻下一个农家的苦孩子成长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心碑;这一块块心碑的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路,弯弯的路,风风雨雨的路。     

大爨碑管窥

大爨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洲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高近丈,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清道光年间,云南总督阮元在陆良访得、始著于世。 爨碑于清代出土后,引起人们广泛重视。解放后,国务院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大爨碑现存陆良薛官堡,小爨碑现存曲靖一中。前者称为《爨龙颜碑》,后者称为《爨宝子碑》。之所以称为“大”、“小”,系以碑版规模区分。历来并称为“二爨”或“南爨”;与“北碑”齐名。大爨碑立碑距今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小爨碑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八年。小爨较为完好,字迹清晰;大爨全文仅十数字漫漶难认。这两块碑,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及六朝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所处地域和朝代的考订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爨宝子碑立于东晋时期，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时期，二者均属于“南碑”。因为南碑数量较少，爨龙颜碑不能单独形成一种书体（爨体），而且当时北魏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影响较大，所以也就把该碑归为魏碑体。     

泰山 :一部中国书法史

泰山是一部厚重的书法史,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历代不乏书法大家,在泰山留下了众多的在书法史上有显赫地位的法书名刻。其中以秦《泰山刻石》,汉《衡方碑》、《张迁碑》,北齐《泰山金刚经》,唐欧阳询《房彦谦碑》、李隆基《大观碑》,宋赵佶《大观圣作之碑》,明顾有初《玄帝宫碑》,清何人麟《杜甫秋兴八首》九大名帖,集篆、隶、楷、行、草之大成,名垂书史。泰山书法,造就了书法中的泰山。     

关于唐“三李碑”

山西榆次市使(?)镇,原有唐代书法名碑三通,这三通唐碑,是李唐封建王朝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氏父子三人〔李良臣、李光进、李光颜)树的墓碑.人称“三李碑”.李良臣的一通已轶,现仅存李光进、李光颜的两通、关于“三李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这三通碑的树立年代,过去无人撰文进行论述,偶读山西省图书馆一九七七年编印的“山西历史地名录”(以下均简称“地名录”),提到“三李碑”的树立年代,“地名录”的编者从碑文断章取义,把“三李碑”的树立年代断为树立于唐宝应、贞元之间,尽管编者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然而这一结却是错误的,本文就“三李碑”的树立年代、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     

杨黼和他的《山花碑》

一 前言 杨黼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俗称《山花碑》,是一块用白文(即用汉字记录白语)写的白族山花体民歌的碑。因为它是白语,一向不为人所重视。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的学者名流纷纷来到大理,才为研究民族历史和语言学的专家所注意。傅懋勣、肖雷南两先生曾根据庆洞庄白族郭纯仁先生的读音做了记录,进行过研究。石钟健先生、范义田先生、徐嘉瑞先生对这块碑都作过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解放以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历史和语言文学研究工作的重视,中央白语调查组,曾对这块碑进行过     

杨慎复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

明嘉靖时期,古代文学面对时代转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杨慎谪居云南,考释了华夏文化源头之作———《禹王碑》全文,并自觉实作了功标史林的三通《禹王碑》立于云南各地。在引证《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创作《禹碑歌》并刊刻立石,提出华夏文学的起源应在殷商文学之前的学术观点,主张复兴华夏文学应从《禹王碑》溯源,进一步阐释《禹王碑》所孕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哲学思想为复兴华夏文学的思想基础,无疑具有深刻的跨时代意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再探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究竟出土于何处,历来众说纷纭然,其分歧点在于该碑的出土地究竟是盩厔还是长安,因此,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报告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探讨,确定景教碑的出土地点当在长安。     

修武新出土韩愈碑碣考

2006年6月13日，河南省修武县出土了5块与韩愈有关的石碑，分剐是：宋熙宁三年《唐韩文公故里》碑、明嘉靖四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墓》碑、明隆庆五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清嘉庆二十年《韩文公祠祭田》碑，以及清道光二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根据不同史料考证，这5块石碑应是修武韩愈后裔于民国年间利用旧碑刻制伪造和新刻而成，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修武韩氏为韩愈后裔的称号，纠正清乾隆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的圣旨。     

人间何处觅知音——论李商隐对韩愈《平淮西碑》的解读

韩愈的《平淮西碑》被磨文断石,另立段碑,此事原因众说纷纭,二碑之高下在当时并无定论,而几十年后李商隐一首《韩碑》诗对韩文大力赞赏,表达了自己所理解的韩愈的政治观念和文学写作方式,言之有理、评价得当,得到后人的一致认可,可称为韩愈的后世知音。     

《魏法师碑》文献价值初步研究几题

原立于镇江大港镇的《大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并序》,此碑近一百多年来,多为书法界人士研究。其实此碑蕴藏了唐初润州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大量信息,可以补正正史文献的不足。碑文还是一篇优秀的道教文学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