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新出土韩愈碑碣考

2006年6月13日，河南省修武县出土了5块与韩愈有关的石碑，分剐是：宋熙宁三年《唐韩文公故里》碑、明嘉靖四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墓》碑、明隆庆五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清嘉庆二十年《韩文公祠祭田》碑，以及清道光二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根据不同史料考证，这5块石碑应是修武韩愈后裔于民国年间利用旧碑刻制伪造和新刻而成，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修武韩氏为韩愈后裔的称号，纠正清乾隆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的圣旨。     

论韩愈《平淮西碑》

考证了韩愈的《平淮西碑》，探讨了该文的历史时代和磨文断碑的经过，揭示了唐代中后期统治者内部矛盾和朋党之争的历史事实。     

韩愈的籍贯考

韩愈的籍贯,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记昌黎人;《新唐书》说邓州南阳人;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也说南阳人;李翱在《韩吏部行状》中说“昌黎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及《中国文学史》说河南河阳人;《中国历史人物生率年表》(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载“昌黎(今河南南阳)人”。此外,还有些书籍说河内南阳,有的说河南沁阳,也有的说河南孟县。总之,众说纷云,未     

《小爨碑》研究

《小爨碑》亦即《爨宝子碑》,与《大爨碑》并称为《二爨》或《南爨》,同属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现存曲靖第一中学。     

杨慎复兴华夏文学思想的文化解读——以《禹王碑》、《禹碑歌》为例

明嘉靖时期,古代文学面对时代转型,谋求新的发展出路。杨慎谪居云南,考释了华夏文化源头之作———《禹王碑》全文,并自觉实作了功标史林的三通《禹王碑》立于云南各地。在引证《禹王碑》的基础上,杨慎创作《禹碑歌》并刊刻立石,提出华夏文学的起源应在殷商文学之前的学术观点,主张复兴华夏文学应从《禹王碑》溯源,进一步阐释《禹王碑》所孕包"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哲学思想为复兴华夏文学的思想基础,无疑具有深刻的跨时代意义。     

泰山 :一部中国书法史

泰山是一部厚重的书法史,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历代不乏书法大家,在泰山留下了众多的在书法史上有显赫地位的法书名刻。其中以秦《泰山刻石》,汉《衡方碑》、《张迁碑》,北齐《泰山金刚经》,唐欧阳询《房彦谦碑》、李隆基《大观碑》,宋赵佶《大观圣作之碑》,明顾有初《玄帝宫碑》,清何人麟《杜甫秋兴八首》九大名帖,集篆、隶、楷、行、草之大成,名垂书史。泰山书法,造就了书法中的泰山。     

天说

柳宗元的《天说》是批判韩愈的《天说》的。韩愈在《天说》里宣扬反动的天命观,宣称天是人类的最高主宰,具有“赏善罚恶”的威力,人的命运如何是由天决定的。 韩愈认为,虫食害万物,是万物的仇人。人比虫更厉害,祸害元气阴阳,是天地的仇人。因此,他认为能使虫的滋长减少,就“有功于物”、能使祸害元气阴阳的人的滋     

周祜著作《大理历史文化论集》出版

我校南诏史研究室周祜副教授长期热心于地方民族古籍、古牌刻、宗教、语言文字、民俗的考察和研究,退休后,矢志不移,成果颇丰。近年来,他把曾发表的相关作品编辑成《大理历史文化论集》,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和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联合出版发行。该书主要内容有云南及大理著名的“三碑”考释(《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山花碑》)、《云龙记往》笺注及大理元碑、梵文碑、本主信仰、白语文的探讨等。独道见解的考释,鲜为人知的探讨,构成该书的显明特色,是一本研究云南及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对《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所处地域和朝代的考订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爨宝子碑立于东晋时期，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时期，二者均属于“南碑”。因为南碑数量较少，爨龙颜碑不能单独形成一种书体（爨体），而且当时北魏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影响较大，所以也就把该碑归为魏碑体。     

郏城马家与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针对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亲撰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认为该志不但真实记录了韩、马两家数代通好的关系 ,也隐含着韩愈本人出仕之前的一段历史 ,可以弥补两《唐书》中有关史实记载的缺漏 ,纠正其记载中的错讹     

说“隔并”

乾隆年间出土的后汉安帝元初四年的《祀三公山碑》里有“隔并”一词: ①吏民祷祀,兴云肤寸,偏雨四维。遭离羌寇,蝗旱鬲并,民流道荒。王念孙《读书杂志·汉隶拾遗·三公山碑》对此词有考释。他根据《后汉书·陈忠传》李贤注并征引其他例句,指出《三公山碑》的“鬲并”即“隔并”,“水旱不节皆谓之     

东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三老讳字忌日碑》，或称《三老讳字忌日记》．俗称《三老碑》。现藏杭州孤山西冷印社“汉三老石室”。石高约90cm，宽约cm。1995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韩集举正》在韩愈诗文集研究中的价值

《韩集举正》是南宋方崧卿校理韩愈诗文时做的校勘记,它保存了许多有关韩愈诗文集的资料,在韩集研究中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它为考察唐宋时韩文版本情况提供了材料,是韩愈诗文结集的里程碑,为校勘、注释韩集的重要参考资料。     

遥参亭《泰邑合山会姓氏碑及志序》刻立年代新证

泰山现存香社组织“合山会”八次刻立共十五通碑,其中,唯藏于岱庙遥参亭一组《泰邑合山会姓氏碑及志序》无确切年代（有学者曾推测为清咸丰九年）。然而,细读该碑题刻,发现内有笔者故里之村名和包含笔者仲曾祖父在内的一组香社成员姓名,遂考之故里现存民国十二年（1923）《三次重修关帝庙碑》以及十修《泰安赵氏家谱》,并采访堂祖父后又得到许多独有的口述资料,最终确认,该碑实际刻立于民国八年（1919）。     

从《答刘正夫书》看韩愈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韩愈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韩愈确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创作理论。而且他躬身实践,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典范性的古文作品。他的创作和理论在其作品中得以统一。文章从韩愈的《答刘正夫书》探究他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大爨碑管窥

大爨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洲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高近丈,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清道光年间,云南总督阮元在陆良访得、始著于世。 爨碑于清代出土后,引起人们广泛重视。解放后,国务院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大爨碑现存陆良薛官堡,小爨碑现存曲靖一中。前者称为《爨龙颜碑》,后者称为《爨宝子碑》。之所以称为“大”、“小”,系以碑版规模区分。历来并称为“二爨”或“南爨”;与“北碑”齐名。大爨碑立碑距今一千五百二十五年,小爨碑距今一千五百七十八年。小爨较为完好,字迹清晰;大爨全文仅十数字漫漶难认。这两块碑,为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历史及六朝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以意逆志与过度诠释——对韩愈《送董邵南序》批评的检讨

韩愈所作《送董邵南序》，历来为后人交口称誉，但其主旨却众说纷纭。或以为是韩愈对董邵南的挽留，或以为是韩愈对藩镇的深讥，或以为是韩愈对天子的婉讽。种种诠释都显示出批评家们对“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手段的娴熟运用。不过，对作者意图的过分迷恋和反复挖掘，往往难于避免过度诠释的现象。     

《南诏碑》作者王蛮盛家世探补

攸关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南诏碑》撰者名氏,最早见的是唐懿宗时人樊绰《蛮书》卷五:“(大和)城中有大碑,阁罗凤清平官王蛮利之文。”到五代时刘煦《旧唐书·南诏傅》中说“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山焦)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又到元朝初年,朝廷命官郭松年抵大理,后撰《大理行记》,文中云“立德化碑(《南诏碑》),使蜀人郑回制文。”从此以来,人们对这著名的《德化碑》撰者,皆以为出自郑回之手而无疑者。直到龙云当政,开设通志馆编纂省志时。纂志诸公,仍认为《南诏德化碑》文撰者乃郑回。碑的文字自明代以来剥落严重,好在修《新纂云南通志》时,有关碑文撰者的文字尚完好,志馆诸公因之拟议,在该《志》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唐蕃甥舅会盟碑”相关疑难问题探讨——访著名藏族学者高瑞先生

高瑞,又名聂贡·关却才旦,藏族当代著名学者,长期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先后发表《桑叶寺碑文考释》、《敦煌古藏文吐蕃法制初探》及《甥舅会盟碑新探》等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出版《长庆会盟碑与蕃唐关系的演变》、《唐蕃古藏文文献诠释》等学术著作,在藏学界享有颇高的声望和影响。他曾先后担任西北民族大学校长和中南民族大学校长之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藏文文献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文章主要围绕“唐蕃甥舅会盟碑”的碑文内容、年代、历史背景及其作用等学界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向高瑞教授进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