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私利、增长期权与非效率投资行为

以在控制权私利驱动下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增长期权对控股股东的非效率投资决策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 研究表明,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会产生投资不足行为, 但当公司拥有增长期权时,由于控股股东偏好控制权私利的可持续性,增长期权能够减轻投资不足程度,使得控股股东的投资决策与公司价值最大化 目标更加一致,显示出增长具有激励作用. 同时, 投资不足程度会随着,增长因子的增大和控股股东所占股份增加, 而得到更快、更明显的缓解,而且在此过程中公司价值将会上升.     

可转债与控制权私利下公司投资决策

探究可转债和控制权私利对公司投资决策和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基于均衡定价原理,分析计算了投资期权价值、最优投资策略以及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普通债,可转债能显著地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期权价值,但同时降低公司价值.控股股东倾向于利用可转债为公司融资,但从社会福利角度公司更倾向于利用普通债融资.同时,可转债不仅有效地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而且显著地缓解了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     

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基于实物期权的分析

通过把控股股东代理的影响内生到实物期权模型中,分析了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大了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并导致企业过早投资.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提高,负债融资代理成本逐渐降低,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激励效应;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加大,资产替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表现为负债代理成本逐渐提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侵占效应.     

民营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性少数股东隧道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对控制性少数股东做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民营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性少数股东剥夺外部股东的隧道效应.结果表明:在保证控制权的情况下,控制性少数股东所持有的现金流权越小,其隧道挖掘越严重;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公司资产利润率越低,控制性少数股东越倾向于对其进行隧道挖掘;投资者保护越差,越有利于控制性少数股东的隧道挖掘.相反,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企业,即使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较小,即使其资产收益率较低,也不会发生严重的掏空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与代理成本

控股股东代理是公司治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已有一些论文对控股股东侵占方式和侵占程度进行了探讨,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定量研究.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考虑到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不同配置情况,分析计算了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模型研究结果认为,相对于控制权私利而言,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研究同时发现,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加,代理成本逐渐降低;随着两权分离系数的增加,代理成本逐渐增加.数值模拟同时也证明了控股股东确实存在激励效应和侵占效应.     

股权分置下的股利政策模型

基于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视觉，将股利政策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引入Tirole企业家道德风险模型，探讨在股权分置情况下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在合理假设基础上，我们证明，控股股东对经理进行监督，不仅增加公司净现值，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效用也增加。“一股独大”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控股股东效用增加，中小股东效用不变；发放股票股利，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效用同时增加。股权制衡公司支付现金股利，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效用都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控股股东效用不变，中小股东效用增加。     

基于跨期侵占视角的控股股东跨期减持行为

在考虑新投资机会存在的基础上, 构建了跨期投资下的控股股东跨期侵占模型, 并分析控股股东跨期减持行为. 研究发现, 理性控股股东会通过第二期的侵占行为控制最优减持比例. 理论模型表明主要影响减持的因素包括控 股股东初始持股比例、控股股东属性及外部法律保护力度; 初始持股比例高及外部法律保护力度强的地区的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减持水平更高,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倾向进行减持. 经验证据表明, 控股股东初始 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属性会产生影响, 而外部法律保护力度的影响则不确定.     

控股股东代理与企业内生破产

用实物期权方法分析了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与基于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下企业不同的破产/清算时机选择,并重点分析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程度对企业破产/清算触发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无负债企业的清算决策相比,负债企业的破产触发较早;与无控股股东企业相比,存在控股股东情况下的企业破产/清算触发较晚,企业价值降低.而且随着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增加,破产/清算触发更晚.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企业破产/清算触发逐渐提前.     

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成效

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之一,由此产生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构建了“股权质押-管理层风险偏好-创新成效”的研究路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滞后一期实质性创新,但对滞后一期策略性创新无显著影响;管理层风险偏好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抑制关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相较国有样本,民营样本中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削弱管理层风险偏好抑制实质性创新的程度和解释力更高。进一步发现,两职合一的股东股权质押对实质性创新的抑制程度高于非两职合一样本。控股股东应辩证地对待股权质押行为,管理层应发挥内部治理作用来抑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外部投资者应借助创新成果判断企业真实经营状况,修正投资决策。     

投资者情绪、股权结构特征与上市公司创新效率

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以及管理层对股市的过度“呵护”扭曲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使用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投资者情绪和股权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明显的迎合投资现象，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抑制作用，即当市场情绪低落时，创新效率的损失对投资者情绪十分敏感；当市场情绪高涨时，创新效率的增速则对投资者情绪变得迟钝。另外，本文得出的3个结论应获得足够的关注：① 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迎合投资的创新效率要高于民营上市公司，政府应积极利用市场情绪推动国有上市公司混改，利用非公资本改良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DNA”，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创新基因表达。② 积极打造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产业的资本风口，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等创新效率较高的实体产业。③ 大力推动上市公司“两权分离”，提高管理团队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的持续性，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创新效率。     

控股股东的持股性质及其控制力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鉴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本文以1134家A股上市公司1998到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根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持股性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在具有不同性质和控制力的控股股东控制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表现及其形成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利益导向下,资本结构因控股股东控制力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市场的融资政策和环境,以及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和股权流动性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控股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     

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工具建立理论模型,对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行为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福利,增大公司风险;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自身福利产生双重效应——财富分配效应和资产减值效应,控股股东最优侵占比例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提高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现象反应的敏感性,增强曝光力度,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控股股东与媒体的合谋会使其更加大胆地通过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高自身福利.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占用及其经济后果——基于融资工具的理论视角

现有关于A股市场股权质押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但言人人殊,且与海外市场的发现存在不一致.鉴于此,本文在无其它外部融资渠道的假设下,通过分析股权质押与内部占用两种融资方式的替代效应与潜在风险,提出了一个探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除兼容解释已有大部分实证发现之外,我们还证明:1)股权质押可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效率并降低其内部占用动机,从而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估值,增进投资者和社会整体的福利;2)随着质押比例的上升,控股股东的内部占用动机增强,致使公司估值下降,其行为也会随之改变;3)在此过程中,利率、质押率与市场估值的作用正负相异.拓展分析发现:4)股份减持是相对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传递的信号也最负面.总之,股权质押拓展了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并对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估值以及决策等产生了非线性非单调的影响;其中质押比例是关键,质押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基于跨期投资视角的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研究

目前关于大股东侵占行为的研究不仅多集中于单期模式,而且对跨期侵占问题的研究也尚局限于单期范畴.基于跨期投资视角建立了一个两期侵占模型,来研究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结果表明:1)在两期模型中,控股股东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有所降低,而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则保持不变;2)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持股比例小于该临界值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小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当大于该临界值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大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3)控股股东非短视,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负相关;4)控股股东的两期最优侵占水平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力度负相关,当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增强时,其侵占水平降低.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探索分析了终极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行为的影响关系.选取2003--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85笔大额且控制股东地位发生变更的非流通股转让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中以大额股权转让溢价衡量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平均达到10.66%;以独立董事比例、股权制衡水平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控股股东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规模与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存在统计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     

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测算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了解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对我国控制权私利进行了度量,在限售股解禁背景下,检验了限售股解禁给控股股东所带来的市场预期收益与控制权私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同时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规模、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负相关,非流通股溢价倍数、公司负债率、股权转让比例、股权离散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正相关;流通股规模可能并不是影响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全流通条件下,国有股权转让和上市公司治理的对策建议。     

外部大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绩效——来自我国IPO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0～200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公司为样本,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三次函数曲线关系,公司绩效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股股东实施的掏空行为之间也呈三次函数曲线关系,但其变化趋势与前者相反,掏空程度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掏空程度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因此,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是外部大股东影响公司绩效的途径之一.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