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学生生态意识形成维度与对策研究

美丽中国建设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与社会公民生态意识的形成状态密切相关。探讨高职学生生态意识形成的文化、伦理、制度、教育等维度,提高他们的生态意识自觉,既有利于为社会培育生态素质全面与人格健全的应用型人才,也有利于创建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探究——以诸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为例

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厚植文明乡风,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诸城市通过建设文体阵地提升农民素养、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生活、弘扬特色文化武装农民思想、实施文明创建带动农民进步等方式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在政府工作层面、治理层面、村民文化取向层面仍然存在不足,建议结合诸城社区的"三区"共建共享规划进行文化建设,加强农村社区文化队伍建设,打造特色文化活动,并注重开展基层干部培训,提高社区服务能力。     

拆迁安置社区内部治理的困惑、优势与路径探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原属乡村被推入城市的地域规划建设中。拆迁是城市扩展地域规模,延伸管理张力的重要方式,而拆迁后的成型安置区作为城市化结果的新兴社区,它的治理建设是整个城市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安置社区的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公共性意识欠缺、与城市融合度较低、自身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因此,要解决现存系列问题,必须加强基层党建、完善社区自治管理合作体系、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还要通过充分发挥原属乡村农民固有的传统优势来完善社区治理建设向制度化、美丽化、和谐化方向发展。     

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成效、困境与路径探赜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效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带动生态经济发展和提高村民生态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过程中,部分地区理念手段较为滞后,农业生产污染亟需解决,农村生活条件有待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仍需加强。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必须以新时代“两山”理论为指导,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农村绿化工程,让广大农民享受到乡村生态振兴的时代红利,共建美丽清洁新农村。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活治理：历史特征、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

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改厕等生活环境类治理项目增多，并频繁触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基层治理又回归到了一个和广大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局面。这些新现象与新问题，需要在新的治理框架中进行分析。生活治理概念的提出，正是学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乡村生活治理转向的一个积极回应。着眼于农村发展方向和农民生活现状，生活治理应着重关注改善生活设施、生活方式引导与教育和家庭发展支持。农村生活治理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原则：积极治理与有限治理相结合、国家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相结合、精细治理与简约治理相结合、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相结合、找回社区与找回组织相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与应对措施——以南阳市农村地区为例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意义重大。调研发现,南阳农村地区生态环境存在生活垃圾处置不当、“厕所革命”尚未成功、面源污染治理乏力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健全、农村生态修复目标规划不科学、农民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淡薄。据此提出农村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一要建立政府主导的部门协作治理制度,二要健全农村群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三要调动全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四要加强资源投入落实长效管护。多元共治,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治理农村的生态环境,走出一条“生态、有机、安全”美丽宜居的农村之路。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改厕运动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农村厕所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利于农民卫生意识的提高和农居环境的改善,阻碍了美丽乡村建设,改厕运动势在必行。在改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资金不足,发展受限;宣传缺位或不到位,农民心存抵触;规划不到位,缺乏远见;未引入市场机制,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加强改厕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在做好改厕宣传工作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推进改厕工作,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出台优惠政策,广泛借鉴各地成功经验。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探析

如何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美丽乡村能否建成的关键因素。文章在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就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从指导方针、思想观念、具体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乡村问题是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大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与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乡村文化秩序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合理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布局,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深入发展。针对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文化体制机制不健全,人才匮乏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从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意义着手研究乡村振兴,围绕新时期农民群众的“三求”“六盼”,充分发挥好文化先行的优势,提出建设性路径,以此夯实中国乡村文化的根基,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天水市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及措施研究

天水市是黄河和长江重要水源涵养区,流域、区域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国家水环境安全,同时,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针对天水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措施:①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②加大农村生态建设投入,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③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监测和监管;④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发展规划,建立、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     

乡风文明建设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难题及其破解——基于张家界等地5村的调研分析

乡村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风文明建设关键在于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乡风文明建设中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推进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和提高社会治理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乡风文明建设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匹配性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及村村间不平衡诸多难题.为此需要从资金投入、制度建设、人才建设、硬件条件建设等方面探寻破解之策.     

高校文化艺术人才参与基层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

近年来河北省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如在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总量、保障机制、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尤其体现在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高校在科研、人才培养、文化建设方面有着天然的基础和独特的优势,因此,应创建高校服务基层文化建设的机制,强化高校的服务意识,政府要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增加投入,保障基层文化建设的需要。     

乡村政府治理国家法实效研究

乡村政府治理是国家法关于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设计,然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这一国家法规则在实践中趋于失效,基层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严重,村民对于自己的权利主张漠然.克服这种国家法失效的状况,除了提升村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外,重要的是如何限制基层行政权力的异化问题.     

论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及其模式创新

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不仅需要公民的有序参与,而且需要社会管理及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评述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中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外在动力机制和法律法规等四个方面的现实困境,从政府如何加强公民参与意识的培养、构建公民有序参与的文化和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加强社会管理等层面,探讨了公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及参与模式创新的基本途径。     

建立和完善广西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

由于广西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生态系统比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面积扩大,自然灾害多,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这些日益突出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广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建立适合广西地区现实需要的生态补偿机制势在必行.目前,虽然广西在生态补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补偿的标准和形式单一,补...     

政-企-村共治式乡村振兴的地方重构特点及其机制分析——以南京市黄龙岘村为例

以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建设中常见的政府、国企和乡村社区合作治理的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以江苏省南京市黄龙岘村为例，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探讨此类乡村振兴模式的地方重构特点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黄龙岘村美丽乡村建设在延续原有空间肌理、茶叶种植功能、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通过无地方景观碎片拼装和地方营销强化“茶村”地方特色，将种植茶叶的村庄建成“金陵茶文化旅游村”，提升了村庄人居环境和村民参与获利水平，增强了村民与地方的功能性和情感性联系，实现地方意义的强化。(2)政-企-村三方合作治理是黄龙岘村地方建造得以将当地的传统与环境以新的规划和建设方式进行诠释，并强化黄龙岘村作为“茶村”独特性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通过社区赋权和项目精准投放，为地方特质延续奠定基础；国企通过地方营销与社区赋能，增强了黄龙岘村的“茶村”特色；社区通过参与治理和村民日常实践，助力“茶村”特质的强化。     

少数民族农村内源式发展的经验和反思——以云南省丽江市海村民族生态旅游为个案

内源式发展是以社区参与为途径、文化个性为重要资源、人自身为发展目的的内生性发展模式。从海村的个案来看,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因地制宜,自主探索内源式发展的实践途径,对社区的物质生活水平、自治能力、文化建设等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从现代化的广阔历史背景来审视,缺乏规制和约束的内源式发展实践,仍然摆脱不了市场经济理性的奴役,因此在发展中如何将经济行为被规制于＂社会性＂这一基本问题,同样是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内源式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构建与“新高地”战略相适应的文山民族文化新格局

“新高地”的现代性、开放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也应具有现代性、开放性的特征。从“新高地”建设的角度来看，文山州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社区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与“新高地”发展战略不相适应。应按照“一区、两带、三园”的布局，以城镇带动农村，促进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把文化事业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加强”。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制度创新路径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经济制度经过60年的变迁,已经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改革中还存在产权关系模糊等诸多问题,因此应从立法、产权制度创新以及人才培训体系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快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制度新体系.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与对策

当前,我国城乡公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客观上存在着外部环境阻碍公民参与、社区自组织及公民的能力和素质不能满足公民参与的需要等问题,这与社区治理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在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公民参与的实现有赖于从宏观着眼、统筹城乡社区治理及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有赖于在此前提下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以及公民意识和能力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