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信任倾向与组织承诺的实证分析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对雇主信任程度是由社会信任基础、个人契约特征以及科学制度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因此,社会信任、契约信任、制度信任分别成为经理人信任倾向的三个要素。文章对家族企业经理人组织承诺（FMOC）各个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因子分析,并将数据结果与经理人信任倾向进行相关分析．建立了基于制度信任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组织承诺回归模型。     

现阶段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经济学解释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了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中国特有的家族信任资源和关系资源,以及有利于降低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关系性契约不失为家族企业的一种有效选择,代际传承方式是目前家族企业进行权力传递的主流模式。     

家族企业CEO来源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随着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日益凸显以及职业经理人市场日趋完善,CEO来源已经成为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本文选取深市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将家族企业CEO来源依照是否与控股家族存在亲缘关系分为家族成员CEO和职业经理人,检验了不同来源CEO对高管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从家族涉入角度分析了家族参与管理所形成的监督机制对职业经理人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家族成员CEO;家族参与管理的程度越大,所形成的监督机制越强,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显著低于家族成员CEO,说明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降低代理问题,减小对薪酬契约的依赖性。     

华人家族企业从家族信任到社会信任的进化

关系主义、家族信任是华人家族企业管理的基本特征.家族信任在中国民营企业创业发展的初期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信任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的.将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成为一种必然.     

完善内部控制 突破家企发展瓶颈——胡雪岩内部控制思想的现实启示

胡雪岩在内部控制方面的诸多思想既扎根于传统的文化观念,又暗合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基本理念与方法,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现代家族企业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突破发展瓶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代家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家长式权威领导与制度化管理决策的矛盾、家族管理局限与职业经理人信任困境、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的选择、转型升级瓶颈以及政商关系处理等难题。文章从内部控制视角出发,针对现代家族企业的发展难题,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胡雪岩内部控制思想对现实的启示。     

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博弈分析

文章借鉴国内外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改造了代理人效率工资中的部分假设,增加了基于信任的“制度化收益”及“匹配收益”两个影响因素,完善了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三阶段信任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信任关系具有外部性,信任制度的合理设计并有效运用是保障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效率的关键因素。     

我国家族企业控制权内涵研究

争夺企业控制权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控制权收益.企业控制权由控制权的“核”与控制权外层组成,“核”决定于物质资本并规定了控制权外层的配置.家族企业是家族利益集团实现家族目标的工具,其控制权的“核”由家族掌握,并且在家族内部传承;控制权外层根据家族企业规模、家族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程度呈现从完全掌握在家族手中到完全授权给职业经理人的动态分布.     

社会信任、两权分离与资本结构偏离度——基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从社会资本治理机制视角,在运用组合评价法综合度量社会信任综合水平基础上,以2007—2016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社会信任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两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大,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水平的偏离度越大;社会信任综合水平具有缓解这种偏离度不利影响的调节作用.按照终极控股股东的国有与非国有性质和强控制模式与弱控制模式,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终极控股股东的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控制模式,对于两权分离对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具有差异,社会信任综合水平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也存在一定差异.     

家族管理与法人治理的经济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大多采取家族治理的模式，有些实现了公司化改造的企业，也很难在短期内告别“家族规则”。随着一些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家族治理的经济效率问题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阶段治理”的视角，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家族治理的经济效率。     

基于信任关系建构的省区产业集群培育对策

不同集群模式的产业培育需要省级政府优化知识扩散与知识共享的信任环境。政府信任度、企业信任资本、合作企业间的信任质量等要素是形成集群企业信任关系嵌入社会网络结构的关键。为此,省区政府以建立产业集群信任机制为前提,通过确立信任共识,畅通“信任资本”的使用规则,借助非正式契约对信任行为的约束力,建立多元协同的知识交互、技术扩散平台,构建创新驱动的产业集群信任关系,不断强化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培育集群内部知识共享绩效,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