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中国古代祈雨习俗及祈雨文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祈雨展开探讨。其中祈雨习俗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祈雨仪式的发展演变、特点、目的功能等方面。祈雨文学研究则对涉及祈雨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探讨,挖掘其思想及文献价值。同时,文章对祈雨文学研究发展寄予了新的展望,强调关注祈雨文学的文学性,在坚持"文学本位"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多学科交叉型研究。     

吕南公的“文道”观

吕南公是北宋卓有成就的文论家,吕南公在文学理论上有精辟的见解和造诣,提出＂言以道为主,而文以言为主＂的＂文道＂观,强调＂文不可以不工＂,虽然是以儒家的思想伦理为基础,但对于＂道＂持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其＂道＂更多指向＂为文之道＂,从而提升了文学的独立性。吕南公的文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远绍韩愈、超越欧曾、比邻苏轼,是北宋＂文道关系＂论述中的重要一环。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人的发现——论周作人儿童本位

周作人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强调了儿童文学中突出人的个性的"人间本位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可谓不谋而合,是他"人的发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博雅教育与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素质培养

现在大学教育改革提出的＂博雅教育＂,旨在实现受教育者素质的全面发展,而其中人文素质教育成为核心,英美文学即是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实现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门主干课程。因为文学教学以文学为依托,既训练语言能力又培养人文精神;英美文学则通过英语语言把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是英语语言艺术与西方人文精神的整合体;英美文学教学渗透文化素质教育,实施人文精神培养,方得以实践现代教育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博雅教育。     

“字本位”观与汉字教学

汉语教学通常强调言文并重,然而与其他教学要素相比,汉字教学从研究到教学一直都处于滞后状态。“字本位”观把汉字当做是书面汉语的基本单位,紧扣汉字的表意性特点,从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着眼来理解词的意义与读音,强调汉字的理据性,以字带动词的学习,重视汉字书写的训练。这样,汉字的形、音、义就能完整地呈现于学习者的脑海中,并由此而受到汉字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字本位”观与汉字教学

汉语教学通常强调言文并重,然而与其他教学要素相比,汉字教学从研究到教学一直都处于滞后状态。“字本位”观把汉字当做是书面汉语的基本单位,紧扣汉字的表意性特点,从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字”着眼来理解词的意义与读音,强调汉字的理据性,以字带动词的学习,重视汉字书写的训练。这样,汉字的形、音、义就能完整地呈现于学习者的脑海中,并由此而受到汉字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模仿与独立——谈中村正直·夏目漱石的留学思想

模仿与独立,是东方民族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百年前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村正直以模仿为己任.留学英国后,积极倡导西方的文明观.隔三十多年后的夏目漱石则以独立为原则,把自己留学英国的感受与国家、民族相连接,提倡“自己本位”、“日本本位”、“内发性的文明开化”.两位思想家的观念,反映了日本近代化过程的重要时期——明治时期的文化精神.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评述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里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今日的新农村建设是过去一百年来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为了回应世纪之交的"三农"危机,学界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建设等三种新农村建设的主张.农民本位强调农民的主体性,村庄本位则强调组织裁体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主体与栽体的关系.     

“一事能狂便少年”——论彭匈散文的幽默美

彭匈散文的幽默特色表现为一种学者高层次品味的“雅”和天性温厚所体现出来的浑然本色。这种“雅”“趣”兼具的美,受惠于梁实秋幽默散文学者加绅士的雅隽风格和丰子恺幽默散文的率真品质。在当下消费文化泛滥,插科打诨的庸俗笑话横行的语境中,其散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解读文学翻译——莎剧两译本对比研究

朱生豪和梁实秋都是著名的翻译家,都为莎剧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所以译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相比较而言,朱生豪采取了意译的方法,而梁实秋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换言之,朱生豪的译本是以中国文化为导向,而梁实秋的译本是以西方文化为导向的。本论文运用阐释学理论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详细分析了莎剧两个中译本,体现了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论萧统文体观念的三种面向

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选集，萧统《文选》及其序言涵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观念的三种主要思考方向，即：追本溯源、分类细化、专门化，因而在这一时期的文体发展进程中很有代表性。     

张竞生的性学普及之旅——兼论与梁实秋的性学论争

"五四"时期,张竞生倡导节育和优生的性学思想,不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还遭致了几乎一边倒的驳斥。在这些论战中,既无过往也无交集的他与梁实秋,因缘际会,1927年同处上海,在各自主编的刊物《新文化》和《时事新报.青光》上,就"性部呼吸与道士思想"引发笔仗。由此可察性学作为科学研究的举步维艰,也折射出张竞生矢志普及性学的孤立和梁实秋思想的保守。     

20世纪中叶门隅社会村社组织层级疏略——述《门隅水羊清册》所涉及的社会村社组织

《门隅水羊清册》是迄今记载西藏门隅人口、土地、税制等最为详尽的《清册》,也是极具参考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文章根据《门隅水羊清册》及其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对门隅地区的社会村社组织层级,即措（定）及以下村社组织层级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门隅各措（定）都设佐根、定本（首领、首要责任人）1名,配有阔米（听差）和佐列或者公差各1名.佐根和定本由各措、定酝酿,从有威望的中年以上村民中,定期轮流推举上报后,照例尼玛三措的佐根由达旺“六联”审查批准;其他措（定）的佐根和定本,由达旺“四联”和“六联”委派的税收员或者各小宗宗堆（宗本）批准任命.各措下辖的噶尔琼（定）和参等村社组织的首领,大都称阔米,由各措（定）自行选派、委任或指定.     

壮学与民族文学综合研究的领航人——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三“梁庭望专访”

梁庭望先生是著名的壮学家、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壮学、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他的壮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壮族文化发展,他用自己所学为壮乡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的“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促进了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五十多年来,他在这些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拓,为我国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中国谋士到日本武士——论日本中世文学中张良形象的变异

不同于中国语境中的道家化,谋士张良的形象在日本中世文学中发生了武士化的变异。在军记物语中,张良与武士阶层的重要特征———武勇发生了联系。谣曲、幸若舞曲、御伽草子等文学体裁里均出现了描写张良勇猛品质的作品。这种变异与圯上受书故事在日本的流布密切相关。由于日本中世兵法概念包含用兵之术与武术两层含义,未曾阅读中国古代兵书的作者根据武士阶层对于个人武力的需要,自觉将张良所得兵书定位为武术秘籍,赋予了张良精于武艺、勇猛战斗的武士面貌。通过鞍马天狗传说的典故摄取和樊哙张良相并置的惯用句使用,张良身上的武士因素在中世文学中得以发扬光大。     

浅析《乐府指迷》的雅词理论

《乐府指迷》是南宋末季沈义父撰写的一本词学理论著作,其内容主要是针对雅词创作而言,其主旨是为雅词创作制作艺术规范。而何谓雅词,在沈义父看来则不仅是词的旨意之雅,还包括下字用语的文雅。在其理论来源方面,则主要来自于吴文英的梦窗词和周邦彦的清真词,两者之间又以清真词为主。     

解体时代文学的自然演化思想——以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和中国20世纪初期为例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和中国20世纪初期都处于一个解体的时代，解体时代中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对英国诗歌史的考察都体现出文学的自然演化思想，文学自然演化思想是用自然循环的周期来看待文学的演变的一种观念。20世纪初的胡适和闻一多也通过文学的自然演化思想来为新文学，尤其是新诗的合法性辩护，他们的文学自然演化思想是中国文史“通变”观和达尔文的演化论合力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