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

以晚唐五代士人心态为基本切入点，探讨晚唐五代词之兴起。在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王纲解纽，儒学失去了其权威性，皇权也失去了其向心力，士人人格在乱世的震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顺时听命，追逐名利，注重享受娱乐，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士人人格的世俗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于是“词”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只供佐欢娱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士人的青睐。     

宋夏战争对北宋诗文革新之影响

宋夏战争是北宋边患的主要矛盾,是北宋政治改革与文学变革的主要动因。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使得文人士大夫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重新确立,士人人格精神的变化导致文化心态发生转变,文学创作注重现实社会,改变晚唐五代柔弱绮靡文风。民族格局的变化,导致士人精神发生变化,相应的士人心态的变化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文学思想、审美情趣、表达技巧的探索创新。     

论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

枢密使一职初设于唐代中后期 ,五代时期有重大发展 ,呈现出与唐代枢密使不同的特点 :一、改由士人充任 ,二、完善了枢密院的机构建置 ,三、其权力的实施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五代时期枢密使的权势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五代时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局势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特点决定的 ,再加上枢密使自身的特殊条件 ,便出现了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的局面     

《花间集》与地域文化

在风格、常用物象、抒情范式、词调等方面分析了南方地域文化对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的显著影响.认为这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的结果.     

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九国志》的版本及学术价值

北宋的路振是湖南永州祁阳县人.他撰写的《九国志》是一本有关五代时南方九国的总体史书,学术价值极大,特别对研究湖南的马楚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士人心态与汉代屈骚评论

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专制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代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汉代士人对屈骚的评论,就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探讨.     

论汉魏六朝士人的生命意识

汉魏两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战争频繁、瘟疫肆虐、政权迭变,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对此,士人们痛感人生无常,时不我予,虽有济世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强烈的个性意识与情感欲望遭到了严酷的摧抑,它构成了汉魏六朝士人悲天悯人、惜时怜物的审美心境.同时,也唤醒了士人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激励他们为追求生的权利而执着探索人生的真谛.     

元末士人阶层私习天文的可能途径——以《草木子》为中心

宋、元、明三朝是历史上对民间私习天文学管控最为严格、禁令最为频繁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天文禁令仍然没有阻碍儒生借助官方所许可的书籍探讨天文学知识.文章以元末明初士人叶子奇的《草木子》为样本,通过分析此著作中天文学知识的来源,寻找到士人群体私习天文的可能途径,并指出士人脑海中天文学知识体系的儒家特征,及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与医学、道教等内容的交互发展.     

近代士人职业流动述略

鸦片战争后 ,传统士人发生了剧烈分化 ,就职业而言 ,一是传统士人的职业趋于多样 ,二是职业流动的频度增强。从微观层面看 ,职业上的变动反映了传统士人心态、价值观、择业观的变化 ;从宏观层面看 ,则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士人与即已变化的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 ,使我们不仅看到传统士人自身的变化 ,同时也能看到传统士人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简论禅宗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影响

从晚唐五代起．禅宗在中国思想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文人画和禅宗平行发展，互相交流，文人画会不断从禅宗那里受到感染。禅宗渗入到文人画中来，使中国绘画更多地赋予了想象的成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水墨表现能力。但它也真实反映了一些文人士大夫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所持的逃避、颓唐、虚伪的心理状态。     

集会与地域：唐宋湖州雅集风尚与地域文化

在对唐代大历浙西联唱的地域影响考察中,湖州雅集的郡守宾客唱和风尚是不容忽略的。其上承晋宋以来的郡守宾客唱和遗风,下启赵宋的郡牧文豪集会风气,截然不同于明清以地域文化精英为雅集主体的文会流风。以郡守宾客为集会主体,历代郡守修造、雅集的亭堂楼台为集会场所,以宴游饯别和人文旨趣为集会主题和格调,充分展现了唐宋湖州雅集风尚的主要特征。唐宋湖州雅集风尚对其地的文化品格建构颇有贡献,同时对明清湖州的文会兴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画中有诗:中国古典绘画的追梦之旅

“画中有诗”是中国古典绘画特别是文人画的突出特点,但这一特点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汉魏六朝,诗歌开始影响绘画并推动了山水画的兴起;隋唐时期,诗歌意境在绘画中逐渐显现,王维的绘画已经被认为是“画中有诗”了;五代和两宋,绘画中的诗歌韵味越来越浓郁,“画中有诗”的特点逐渐形成;元明以后,随着文人画家成为画坛的主流和山水题材在绘画中占了主导地位,“画中有诗”的特点已经成熟了,之后又经过一步步完善,最后形成了诗书画印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文人画最能体现“画中有诗”的特色,但在文人画出现前,诗歌对绘画的影响早已经开始;文人画形成后,一些被认为是“画工”的画家也同样在积极地追求绘画中的诗歌意趣;“画中有诗”体现了中国绘画对诗歌意境的永恒追求,既不是文人画家的专利,也不是仅仅依靠文人画才能体现出来的。     

文人游戏与道德说教——论《阅微草堂笔记》的扶乩文化

扶乩是民间的占卜问疑风俗，明清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风雅游戏。《阅微草堂笔记》中收录的34则扶乩故事，一方面描绘了清代士大夫的风雅生活，另一方面反应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扶乩这种民间风俗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因而多了一份道德说教的色彩。     

晚唐五代江浙隐逸文学生态研究

晚唐五代江浙隐逸文学的复盛,与中原文化第二次向南推移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杨吴、南唐及吴越政权的偏安与稳定,为地域性文学生态的改善提供了历史契机;九华山、西山、庐山、奉化、永嘉等地,相继成为隐逸作家聚集交流的胜地。由道士、僧侣及出世文人共同组成的创作群体,借助隐逸文学表达了独特的生活境遇和价值理想,同时呈现出一种乱世特有的静谧与安闲。不过,其作品时常体现出偏狭和无奈的情态。     

唐宋湖南僧道移民考论

唐宋时期,有部分僧、道宗教移民迁来湖湘之地,这部分宗教移民以僧人为主,南方之闽浙和北方之陕晋,都是主要迁出地,而湖南之衡山与潭州诸山是主要迁入地。在迁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中后期与北宋时期,迁徙原因主要与佛道之学传授有关。他们的到来对湖南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诗人学士的体育活动

目的研究唐代诗人学士的体育爱好,揭示其影响和启迪。方法以唐代诗人学士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结果唐代诗人学士不仅擅长吟诗作赋、舞文弄墨,许多人还有体育爱好,甚至体育技艺突出,特别是其体育聚会在中国古代社会颇具特色。结论唐代诗人学士参与体育活动,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游历四方,胸怀天下,是唐代开拓进取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     

六朝秀句研究

六朝文学因其对形式美的过分执着追求,曾受到当时以及后世长达千余年的非难,但六朝时期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秀句"创作热潮,而六朝秀句这一文学现象,六朝文人的这种秀句创作精神对唐朝和历代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论隋唐时期广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兼论隋唐对广西的统治和汉族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历东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隋唐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唐文化直接传播到了广西地区，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边疆各族人民为丰富盛唐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