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从文与野、主与客的关系入手 ,在与人类学的比较中 ,讨论了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特色所在。认为口述史文本是研究者通过访谈制作的 ,而民俗学之口头传承文本则是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发掘的。     

关于知青口述史

传统史学以文献利用为主 ,口述方法的运用 ,对包括知青史在内的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补史、证史 ,可以改变极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状况 ,从而深化对历史的认知。但口述也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 ,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办法是使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相得益彰 ,以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口述史是一个二重概念。它既是一套学术体系或日学科，又是一种方法论。作为学科的口述史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在运用方式上有同构性，但在研究理念上则有质的不同。有关回忆录、访谈录等是否算作口述史以及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是否可信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没有区分作为学科的口述史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的差别。口述史学是“记忆中的历史”，口述史料是文献资料的补充。     

关于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科学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口述历史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口述史料是记忆类史料的主要品种;研究20世纪中国科学史,应该利用口述史料,但必须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亲身经历20世纪科学事业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是口述史的重点访谈对象.当前从事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组织者和采访者都应该加强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整体图景的认识,同时在访谈中挖掘史实细节时必须遵循史学规范.     

文学口述史实践教学初探

将口述历史引入文学研究,可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创意的文学史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文学史教学相比,口述史实践教学更具有操作性、互动性、创造性。文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选题与立项、寻访与访谈、整理与发表。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

口述史既是学科又是方法论,二者在运用方式上有同构性,在研究理念上则有质的不同.有关回忆录、访谈录等是否算作口述史以及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是否可信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没有区分作为学科的口述史与作为方法的口述史的差别.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

《最后的记忆》是近年口述史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作者侧重文献导向的田野作业 ,而对口述历史应有的“口述特性”在文本化的叙事中的呈现关注不够。“叙事”与“分析”两种史学写作传统交替为主 ,却始终并存。反映出“叙事”手法在历史编撰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口述材料在被整理改编为印刷文本时 ,被访人难免陷进尴尬的“他者”境地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扭转口述田野关系中非对称的主客关系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 ,新的口述历史前景光明。     

口述历史与高校校史研究——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校史研究为例

高校校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目前的校史研究论著多为以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宏观叙事之作,口述历史为挖掘新史料以深化校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校史研究工作为例,阐述了口述历史在校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价值,并提出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几点体会以及工作建议,以期为同行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近30年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述评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口述史学发展迅速,学者对口述史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关于口述史学性质的“学科/方法”之争还在持续,实践中学者们多从方法角度开展研究。文学叙事型书写/叙史方式是当下大陆史学家进行口述史书写的主要方式。口述史学应努力形成明显区别于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理论、方法体系和公认的书写范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严格规范、特色鲜明的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     

口述史、生活史与民间文化研究

口述史与民间文化在学科渊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等方面的种种关联,使得两者的相互靠进和合作成为可能。在民间文化口述史研究中,采取以生活空间为描述与解释的坐标、以包括技艺活动在内的日常生活为描述与解释的中心、以生活事件为描述与解释的向度的研究策略,加强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着相当大的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近年来,随着一批卓有成效的民间文化口述史计划的陆续展开以及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民间文化个案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口述史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生长点。     

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

对民俗学而言 ,民众长期积累的知识 ,是理解口头表述的前提 ;口述者的记忆 ,现场的心态、听众的反应 ,都影响到口述本身。所以 ,民俗学讲究“深入访谈” ,讲究对研究对象内部知识的了解 ,从而描摹民俗事象背后的传统。     

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系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虽有各自的学科理论传统和特有方法,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交融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在新的时期,要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三者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重任。实现理论自觉,要求这三门学科都要对当今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进行理论探索,同时也需要各学科“开风气、育人才”,以促进学科的主体性地位,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各自的学派。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有着相互分工和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继续加深学科之间的交融和贯通,对促进三门学科进一步发展及理论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文学阈限性社会学起源研究

阈限性概念源自民俗学人类文化礼仪研究,经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提出基本范式(分隔-过渡-聚合)到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扩展其内涵(分隔-阈限-交融)并进行深入阐释,阈限性在引入文学等研究领域时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张力与研究指向。文学阈限性研究即是在跨学科视域下分析阈限理论来源的“交叉节点”,探讨理论渊源与主要依据,指出文学实践不同侧面中具有的临界、异质、矛盾,混杂与交融等“居间”阈限表征对于再现文学主题所具有的潜在意义。     

闻一多治学思想方法论

闻一多是现代杰出的诗人,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民主斗士,他对初唐诗流变的体会,判断,尤其是以传统训诂,考据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相结合对古神话的才论,都曾代表着一种新颖的趋向,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会促进中国文化的新发展,提倡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和时代感的文艺,他对古代的研究是带着强烈地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又植根于他对祖历史文化的赤子之爱。     

对于口述史的理解综述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我国口述史的研究与应用逐渐凸显出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口述史本身的理解上存在分歧。阐述了口述史基本概念及其功能,分析了口述史的性质与特点,讨论了口述史与访谈的异同,介绍了口述史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口述史的适用范围。     

口腔益生菌的研究现状

口腔是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微生态系统。生活方式、外源性致病菌等外源因子可扰乱口腔微生物组与其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引发龋齿、牙周炎、牙龈炎、口臭等口腔疾病。益生菌是一类活的并对人类机体局部或全身性健康都具有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传统上,益生菌被广泛用于功能性食品、医药保健、饲料等各个领域,最常见的用途是治疗或预防胃肠道感染和疾病,改善肠道健康。近十年,各种研究表明益生菌可通过抑制致病菌生长,改善口腔微生物菌群,调节口腔免疫力等方式对各种口腔疾病产生积极的防治效果。作为一种新兴的机体健康维护概念,维护口腔健康的益生菌及其作用机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综述了口腔益生菌在常见口腔疾病中的潜在作用机制,阐述了利用口腔益生菌在防治口腔疾病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在口腔益生菌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开发方向等方面剖析如何更好地利用口腔益生菌驱动健康食品产业发展,以期为口腔益生菌的深入研究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开发应用提供相应参考。     

文学诉求中的“民间”含义——以莫言为例

"民间"、"民间文化"在不同谈论者的心目中,含义是各不相同的。莫言对"民间"的理解,更接近于本真的、纯粹的人类学、民俗学的民间精神,接近于巴赫金、钟敬文意义上的民间。人类学、民俗学的视野和方法可以引领文学通向生命的大地,但最终文学要脱离它们而跃入生命主体的现实,抵达生命主体精神的源泉。在那里,它将彻底超越文化的外在形态与人为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