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代具”技术理论探析

根据对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现代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斯蒂格勒提出了他的"代具"技术理论,认为技术是人类因自身之缺陷而不得不向外延伸、人类只有依赖于它们才能在世界中生存的代具。斯蒂格勒的这一理论,一方面,它批判并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海德格尔"座架"技术观在人与技术关系上的某些偏颇之处;另一方面,它把技术之产生归咎于人类自身之缺陷。所以,尽管这一观点在哲学人类学中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但它同当代人类学、历史学所提供的史料相矛盾,故而它在理论和逻辑上仍存在着有待商榷之处。     

生产力与座架: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技术决定论上的异同

技术决定论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和特征。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思想以"生产力"概念为核心,而海德格尔的技术决定论思想以"座架"概念为核心。两者的相同点在于:"生产力"和"座架"都具有"基础性"。不同在于:"生产力"构建着"人的需求",并决定"人的自由";而"座架"构建着"技术的需求",并威胁"人的自由"。"生产力"和"座架"集中反映了同为存在论哲学之扩展或深化的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和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异同。     

人工智能“伦理迷途”的回归与进路——基于荷兰学派“功能偶发性失常”分析的回答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由于人类社会认知的不匹配,在伦理方面,就可能形成对人工智能的一种"伦理迷途",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慌或者盲目崇拜。荷兰学派的威伯·霍克斯和彼得·弗玛斯通过对于"功能偶发性失常"的分析,提出技术人工物的功能失常是其功能和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个普遍现象,反对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或者盲目崇拜,进而对人工智能的功能认知提出了理论进路。即解决方案既要从技术人工物自身方面解决,也要从技术使用的不确定性等技术人工物的社会性方面去解决。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如何造物我才在——就“我造物故我在”向李伯聪先生请教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最初含义。"我思故我在"属于形而上学的先验层面,这是哲学研究的原初领域;"我造物故我在"属于物理世界的经验层面,这是哲学研究的引申领域。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看"造物之殇",造物活动应当从属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尺度,人类社会的延续需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我造物故我在"可以这样理解:通过"造物"来拷问"我在"、显现"我在"。"造物"既是人的精神力量"物化"的过程,更是"我在"的价值之镜。只有"造物"创造的是一个价值世界并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我在"才显现出来,否则"我在"就是被遮蔽的。     

现代技术文化之拯救与超越——以海德格尔的技术文化观为基点

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的限定和强求的展现下,事物和人都被统治于现代技术之本质——"座架"之中,他通过救渡之思试图解决现代技术所招致的危险。由此,他的文化图景亦相应地呈现出一种技术化的倾向,并通过"思"来对技术化的文化展开自我拯救的思考。而海德格尔之后的学者们在新历史境遇下,对现代技术及其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以厘清技术文化与人的本质、与其他文化之间内在关联性,进一步探析技术文化在多重文化背景下的合理走向。     

工程伦理的微观向度分析——兼论“工匠精神”及其相关问题

从职业共同体出发的工程师职业伦理是欧美开展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进路,从工程活动共同体介入的广义的共同体伦理则是国内工程伦理研究的新形态。在工程活动共同体层面,工程伦理学存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工程伦理的微观层次所聚焦的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集中反映了其作为实践伦理的本质。立足当代中国工程实践,从工程活动中的"工人"入手,分析他们的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是工程伦理微观向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据此分析当前工程实践中"工匠精神"的阙如与重构,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工程伦理研究进路及范式。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论作为道德生活形式的工程伦理

当前,工程伦理呈现为一种规范式话语系统,它主要以职业伦理章程的形式表达了对工程行为者如何"正当行动"的指导和约束。但是,工程伦理的哲学实践仅仅关注"正当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以实现"好的生活"为最终诉求,在面对"我"、"我-你"和"我-它"关系的生活亲证中,权衡各种道德义务,平衡各种责任关系。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工程伦理,应真诚地以"我"、"你"、"它"存在之"是"为伦理行动的起点,主动探究"我"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如何"是其所应是"的行动和生活,即,维持和确认工程与人的生活世界的统一,实践并实现工程与人、自然、社会的繁荣共生、和谐共存。     

“祛魅”与“赋魅”：工程的伦理之思

工具理性为世界"祛魅"所依赖的栽体经历了科学--技术--工程的发展路径,以现代科技为手段的工程以及工程活动日益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栽体,也成为工具理性"祛魅"的重要渊薮.失去价值理性的工程必将指向一条没有主体性的不归路,从价值理性出发的工程伦理,是通过工程为世界"赋魅"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科学发展观,为工程伦理纠偏工程活动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技术信仰的表征与降格技术信仰的路径考究——从社会文化学视角探究现代技术

技术上升为信仰是现代技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技术信仰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技术的顶礼膜拜也造成了唯技术论、效率崇拜、物质至上和道德沦丧等诸多自然社会问题。技术信仰既是技术系统对社会敌托邦式扩张的结果,更是人类思维缺陷和伦理信仰缺失所致。解决技术信仰导致的诸多问题,就要重塑人的伦理信仰,规范技术行为,推进技术民主化,进而建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学来实现。     

从冲突到和谐: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人机关系的伦理重构

在智能新文化环境中,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人机关系,不同于以往工业革命时代的人机关系。机器智能愈来愈逼近人类智能,甚至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势头,人机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因受到人类理性的滥用、利益的零和博弈、智能机器的奴役,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异化的渗透,导致人机关系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明显,需要从技术文化哲学的视角辨别人机关系的伦理本质,以期从敢于批判与重塑现实、对人机伦理进行赋值、对非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在拥抱理性选择中坚守"帕累托最优法则"、以社会规范弥补伦理失范加固伦理根基、以文化和谐超越文化冲突等维度,对人机关系进行伦理解构与伦理重构,从而走向人机关系的和谐之境。     

当代“监控”技术的伦理困境

基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生物识别等技术的融合,"监控"逐渐成为人类世界的常态行为。此处所指的"监控"不是针对"物",而是针对"人",从学理上需要对"监控"进行重新解读。与此同时,监控社会日渐缓慢地、微妙地呈现出来。监控技术固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及效率,但它对人类的身体自由、身体隐私、身体认知都会产生影响。因而本文从技术身体的视角对监控技术引发的伦理困境问题进行描摹,并对伦理困境进行反思。     

为什么必须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研制动因解析

机器"人"特指那些在外观、行为方式和智力、情绪反应等方面全方位类人的机器。机器"人"引发了广泛的伦理问题,却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非得制造类人机器人。人类自我追问的执念,"功能性替代"的社会需求以及技术体系自生长的内在要求三者协同驱动,造就了人类制造类人机器人的历史图景。虽然机器"人"制造蕴含着人类求真、求善的意志驱动,但是由于其"非一般性技术产品"的特性,其市场化的趋势将带来巨大的伦理风险,需要卓有成效的伦理反思与规范。     

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阐释

现代技术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使其逐渐超越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知。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诠释学,为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必要前提是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是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应用伦理学:伦理致思范式的现代转换

应用伦理学决非是所谓伦理学原理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也不只是词语的改变,毋宁说它是伦理学面对市场社会建立以来出现的诸多伦理难题和伦理困境所完成的人类伦理致思范式的一次总体性和根本性的转换。领域不同,利益主体及其关系相异,伦理规则就不同,试图找到一种适合于一切领域的所谓的基本原理已不再可能。领域化、问题意识与问题研究、追寻意义、辩护与批判是应用伦理学的根本特征。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悖论及其化解之道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引发了全球生物学家、生命伦理学者和社会公众等激烈的伦理论争。反对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而支持者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面对这一巨大而深刻的伦理悖论,本文提出了"有限开放"的解悖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为其伦理悖论的化解提供制度保障。     

从海德格尔的角度看保护自然美的实践选择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类目前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传统西方哲学长期思维方式影响下,由现代技术带来的严重的主客二分。人以主宰者自居,妄图控制技术、改造自然,却不知自身早已沦为技术的工具,在技术的控制下将自然美单一化、人工化,使之失去了本真存在,人也在其中失去了关照存在的"诗意"本性,从而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本文以海德格尔之思论述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如何保护本真的自然美:人类应反思主体地位和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存在的本真维度中沉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重拾诗人本性,本己的融入自然之中,实现"诗意的栖居"之理想方式,领会并保护纯粹的自然美。     

古希腊“神话-宗教”中的技术观解析

古希腊"神话-宗教"中表达了一种与权力交织在一起的技术观。技术由神掌管,通过神的有限赐予或偷取传递给人类,因此人类技术既受限制又有自由创造的双重含义。古希腊人的技术活动具有宗教意义和伦理意蕴,"宗教技艺"展示了技术获取的一般方式,即神的介入和帮助。人获取技术和制造产品,一方面凭借理智,一方面凭借虔诚,在神话中理智和虔诚都是善德的体现,因此技术活动在神话-宗教意义上具有伦理意蕴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