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理解与阐释的人文视野及其进路

作为现代性展开途径和成果的现代工程不仅建构了一个现代世界,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打造和型塑了现代生活秩序及生活样式。但是,现代工程给当代人带来的生存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对工程的研究与追问在进行实证考察的同时,还需要哲学的反思与人文关照以唤起人们的"急难"意识,寻求拯救现代性的方案。就是说,在人文视野下理解与阐释工程,开启现代工程批判亟待课题化,而完成这一研究任务既要探究诸种可能的研究进路,又得解决多种视域和阐释原则的统一性问题。在现象学始源性追问下,有必要把生存论解释原则贯彻到工程的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工程伦理研究等各个维度。     

预知性技术伦理消解AI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路径分析

人工智能的关键特征是采取最优行动,而该特征会直接导致人工智能难预知性和风险性的属性,进而使其社会负面影响呈现出早期难预测和后期难控制的特点,此称为人工智能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而单一的技术向度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提出了严苛要求,导致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鉴于此,我们引入了现代伦理方法:预知性技术伦理(ATE),并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其责任分配问题进行了补充。在技术设计阶段渗透价值并映照社会行动者网络以解决人工智能社会后果在前期难预测、后果难纠正的问题,进而达到消解人工智能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目标。     

论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的“最小风险”问题

在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中,儿童遭遇忽视与虐待、不公正、失责等现象使风险研究成为保障试验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先决条件。依靠类比、经验和循证实践等是目前实现非治疗性儿童医学试验"最小风险"存在状态的路径,其凸显了应着重责任伦理的立场和以个体权益保护为价值合理性的最终依据的伦理向度。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论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困境

早期的环境伦理学以现代规则伦理学为理论资源,将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物种之外,为自然的道德地位极力辩护。这种以规则伦理为向度的环境伦理学以自然的固有价值或自然的权利为逻辑起点展开论证,加上规则伦理学本身的"等级式"和"整全式"的理论结构特征,使得规则伦理学视角下的环境伦理学走入了发展的困境。完整的环境伦理学应当包含环境规则伦理学和环境美德伦理学两种理论形态。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研究

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是预判性技术伦理的一种典型进路。深刻揭示了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伦理旨趣,深入阐述了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建构的公众伦理辩论结构和详细分析了它开发的四种公众伦理辩论模式,即后果论的辩论、义务论的辩论、正义的辩论和"好的生活"伦理的辩论。斯威斯卓预判性技术伦理有效克服了科林格里奇困境,为分析和识别新技术和尚在研发中的技术蕴含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数学的有效性问题初探

数学的有效性始终是数学史及哲学史上广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要对之达到深刻的理解,还必须作出本源性思考,回到数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源头--人类能动的社会实践去.本文立足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指出从人类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抽象而来的"实体"范畴乃是数学的最根本的前提性预设,是理解问题的关键.进而对"实体"概念的现实基础及其理想化色彩作出了深入分析,由此揭示了数学乃至科学和现代技术的有效性及其限度,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科学哲学及技术哲学问题.     

工程伦理的微观向度分析——兼论“工匠精神”及其相关问题

从职业共同体出发的工程师职业伦理是欧美开展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进路,从工程活动共同体介入的广义的共同体伦理则是国内工程伦理研究的新形态。在工程活动共同体层面,工程伦理学存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工程伦理的微观层次所聚焦的工程活动中的伦理问题,集中反映了其作为实践伦理的本质。立足当代中国工程实践,从工程活动中的"工人"入手,分析他们的工作关系和生活关系,是工程伦理微观向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据此分析当前工程实践中"工匠精神"的阙如与重构,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工程伦理研究进路及范式。     

价值敏感性设计透视：背景、现状、问题与未来

价值敏感性设计的产生肇始于信息技术系统及其伦理问题的爆发，试图通过技术设计实现人工物系统中“价值偏差”最小化，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一种典型的工程创新实践进路。其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使关于技术与人类价值关系的哲学理解与经验性、微观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相结合，是对日益增多的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一种综合性实践方法回应。面对新兴技术的持续涌现与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研究中，不仅要完善实践方法，更要超越自身的“工具性”角色，对新兴技术重构之下的人机关系，现代西方技术的发展路径及技术转型等实施根本性反思，以真正促进技术与人类伦理价值的融合。     

技术信息超现实问题的伦理反思——基于伯格曼的技术哲学和信息哲学

现代信息技术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它通过技术装置替代传统符号或事物,构造出一种作为现实的信息,这种信息试图提供一种情境化的"现实",甚至是一种在现象上、感官上和性质上比实际现实更具有魅力的"超现实",去替代现实本身。它们所具有的趣味性、虚拟性和减负性等使实际现实显得乏味、粗糙和繁重;人们热衷于对它们的消费,而忽视了对现实本身的参与;它们逐渐将传统信息沦为其效用工具或理解背景。鉴于此,我们倡导这样一种对待信息的伦理态度:技术信息应当始终作为丰富人内心世界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被突显;传统信息应根据其自身的特性得到发展,它与现实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应得到保护,符号与事物应保持平衡,人的身心应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发展的价值规范与实践可行性——德尼·古莱与阿玛蒂亚·森的发展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发展伦理作为发展研究的新兴课题日益凸显,阿玛蒂亚.森与德尼.古莱是当前研究发展伦理思想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前者的"发展即自由"理论将发展看做是扩展相互联系着的"实质自由"的综合过程,强调如何将发展的价值融入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后者将发展伦理学看作"一种实践",强调各国在制定以及实施发展政策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如何运作发展的价值规范。两人不同的理论旨趣与研究视角都对"发展伦理"问题作出了相当精辟同时极为有见地的分析探讨,并不谋而合的论证了发展价值性的普遍前提性规范及其实践可行性,但是两人探讨视角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由此为我们提供了不同视角在解决发展伦理问题时的各自优势和缺陷。据此,我们将从普遍价值规范视角和实践可行性维度提出"发展伦理"合理性的两大原则规范。     

从techné到technology的转变对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影响

古希腊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技艺与伦理相关联,到了中世纪后期技艺与伦理出现裂隙;近代经验性技术受到新教伦理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支持而得到普遍应用,技术的负面影响一度被忽视;现代技术伦理学对现代技术的"二重性"进行了追问与修正。厘清从技艺到现代技术的转变,对正确处理现代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争论和发展

生物技术产业从经验走向科学后,基础科学研究不断地为生物技术产业注入新的活力。由于操作生命的能力的巨大突破,现代生物技术成了科学争论的焦点。人们开始从社会、伦理、政治的角主审视现代生物技术产业,而不是象对待传统生物技术产业那样只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它。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争论是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观点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反映。未来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解决好生物安全性问题,同时要迎接各种生命伦理问题的挑     

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以米勒体系为线索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由于多学科视角及各种研究进路的介入而呈现广泛且复杂的讨论态势。但是,以米勒体系作为线索,仍可探寻其理论演进的踪迹:"科学观"方面,从传统的实在论走向多元科学观的并存;"公众观"方面,对公众的多样化、主动性及其具体情境的认知;"理解"方面,对其内涵的扩展与自身情境的关注。     

STS视野中的科学

随着人类对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目前关于科学涵义的理解逐渐形成了知识维、活动维、社会维、文化维等四个结构性向度。这四个向度有着依次的"出场"顺序,体现了科学自身变化发展的特殊历史性。科学的这种历史性又折射着古今科学不同的发生学范式:古代的博物学范式,近代的数理范式,当代的STS范式。STS作为当代的科学形态具有后向综合性,它以极其凝练的方式概要式地集纳了科学不同进程的典型特征,从而形成一种现实的"真科学"的存在形态和视野,从时代高度审视着既有的全部科学。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向度

后现代哲学全面解构了现代性,同时又以一种建设性的创造精神展示着生态后现代主义.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至少在批判精神、基本视野、思维方式、观念构架和话语表达等六大方面展示着这一后现代向度.它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挑战现代性,为走出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方法与途径.然而,环境伦理的后现代向度使其在理论上难以避免相对主义的弊端,在实践上不免有"西方中心论"及"富人伦理"之嫌.所以,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在合理性与有效性上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