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

1940年举行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员的选举,是该院首届评议会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主持的评议会的改选活动.文章主要基于档案资料,对这次选举的酝酿、筹备和进行过程以及影响等进行了论述和分析.选举之前,评议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为基础,制定了较为周密而民主的选举规程,做了充分的筹备工作.国立高校教授和推选委员会选举评议员候选人后,评议会严格按照选举规程和评议员资格对当选候选人进行了资格审查和决选.这次选举要较首届评议员的选举有明显的改进,对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的成功举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央研究院学术体制的建设进程中,它是一个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环节.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去向

概述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经过,对1949年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的去向作一精确的数据统计,较为详细地介绍若干因意识形态干扰学术而落选1955年学部委员的中研院院士,追忆前中研院院士编写的通俗读物,反思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制度上的弊端。     

1935年中央研究院使命的转变

中央研究院设立之初，研究选题多依个人兴趣和见解而自由确定。１９３５年丁文江接任总干事后，主张以解决国家实际急需问题为主要使命。以１９３５年首届评议会为契机，众多实际急需问题被提到中央研究院面前。本文分析《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一次报告》，讨论中央研究院从自由研究转向研究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问题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近现代中国X射线物理学学术谱系研究

X射线物理学传入中国的百余年，对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传播、本土化和建制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近代中国X射线物理学的学术谱系进行研究，可以从传承方式和传承内容的角度审视X射线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通过绘制中国X射线物理学家谱系图，分析中国X射线物理学的谱系之源和谱系结构，可以管窥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体系的建制化过程，并进一步揭示学术谱系对于研究范式和学术声望传承的重要意义。     

运筹学在中国的建制化

运筹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建制化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显著特征。就发展历程而言,既有计划性又有政治上的偶然性,就建制化的动力机制而言,呈现“自上而下、中央统筹”的权力系统驱动模式特征。中国运筹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很大影响,而这种影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运筹学的建制化尽快形成,但却造成了中国运筹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明显偏弱的现实状况。     

"工程哲学与科学发展观"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工程院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33场工程科技论坛暨第一届全国工程哲学年会,2004年12月7-8日在北京科技会堂隆重召开,与会代表和听众200余人,包括10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武钢、宝钢等一批知名企业的老总,并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10多家媒体记者到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国政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朱训理事长在闭幕式上讲话.论坛围绕"工程哲学与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殷瑞钰等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李伯聪等4位全国知名自然辩证法领域专家作了大会主题报告,与会代表就工程哲学进行了小组研讨和大会交流,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全国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现就大会论坛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李石曾与北平研究院的创立

20世纪20年代末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先后建立,是我国科学建制化进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李石曾是推动两院建立并亲自主持北平研究院工作的重要人物,他对北平研究院的影响是深入和全面的。李石曾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及其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为北平研究院争取到名份、院址、经费、人才等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力图按照自己的理念对这一国立研究院进行设计。本文考察了李石曾的科研经历、思想信仰,以及建院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作为异于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案例,北平研究院的建立过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我国学术体制化进程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特征状况的计量分析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科学界精英的典型。以这一群体为样本，从时间的维度，对其出生地域、学历结构、留学状况和年龄构成等进行计量研究，分析中国科学界精英的若干特征及其产生原因，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基本状况，进而获得若干科技政策的新启示。     

科学精英的角色重构:钱三强晚年的科学活动与贡献

钱三强晚年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从管理和体制的层面,推动中国科学规范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软科学事业的建制化,亲自主持组建了多个软科学组织。像钱三强这样的科学精英,由于多种因素,其角色往往由科学家转换为战略家。由科学精英挂帅推进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工作,已成为中国科技体制的显著特点。钱三强等中国科学精英的角色重构,不仅为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案例支撑,同时也为理解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切入点。     

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早期研究工作的个案分析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丁燮林是该所的第一任所长。文章通过考察丁燮林关于“新摆”和“重力秤”的研究这一典型案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描述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创建初期研究工作的某些特色。在学术意义与国家需求之间，在“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两大任务之间，在研究工作的推进与研究机构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研究者围绕着科研选题的制定及其推进所作的权衡和选择，既体现了特定时期中研院物理所的职责与特征；又展示了物理学研究与制度背景间的互动关系。     

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

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是中国人类学史上著名的学科事件。通过对这一事件档案的发掘和研究,共获得三点结论。第一,这一学科公案背景是: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至西南中国边垂地区,为了解决战争资源,蒋介石饬令开展此项研究。第二,其内容包括生物基础、营养环境、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4个方面,涉及诸多学科和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部门、军事部门、高等院校和各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人类学史上是空前的。第三,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应运而生,但在艰难时局下,由于经费不足等诸多原因,使得运作了两年的研究所最终流产。     

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

随着生物学调查研究机构的建立,中国生物学家认为研究本土生物是自己份内的事.为维护国家的主权,民国年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开始对西方人在华的生物学考察收集采取限制行动,改变了以往西方人在华恣意收集和掠夺生物标本的状况.这对保护本国的生物标本资料和一些珍稀动物发挥了积极作用,是我国生物学家群体成长的一个标志.     

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流产的原子科学研究

有关档案显示，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美国制成原子弹的激发下，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为发展我国的原子科学研究做出了一些努力。其艰难之状和最终流产，值得回味。     

陈省身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补正

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是迄今最为全面地介绍陈省身生平事迹与学术活动的一部重要著作。这篇补正考察了1946年至1948年间陈省身与清华大学之间的关系、活动及其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和对邀请外尔访华所做的努力等该书语焉不详或并未提及的史事，并匡正书中的几处舛错。陈省身1946年由美国回国后虽选择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但仍为清华大学做出一定的贡献。陈省身作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竭力推动该所的发展．但他的工作计划并耒完全实施。     

日本1868—1945年科学的发展

这是一篇描述日本科学发展史的文章。日本科学的发展,起始于日本步入近代国家的１８６８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文章主要阐述了５个方面的内容：（１）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流行的汉学研究,对日本后来接受西学的重要作用,日本人把汉字有效地运用的创造科学专业术语;（２）受益于聘请的大批外国专家的帮助,日本在最初引入西学的３０年中,采取的是强行灌输西方科学技术的手段,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中是罕见的;（３）     

徐献瑜:一个世纪的数学情怀

我国近代数学家徐献瑜教授,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我国第一个计算数学学科和第一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创建者之一,还是我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研制和建立的主持人。他是献身教育的早期海归,主要从事计算数学和计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教70多年来,桃李满天下。在他培养的众多学生中,涌现出了王选、杨芙清等中国科学院院士9人。他热爱数学、崇尚数学的精神,淡泊名利、高洁睿智、达观超脱的优秀品质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复兴的理论设想——以民国时期的优生学思潮为中心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在亡国亡种的威胁之下,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天演论》等著译作将人种改良的知识介绍给大众,试图以"优种"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优生学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姿态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被崇尚人种改良的知识精英们视作可依附应用的科学实体,并以优生学为视角展开了关于如何复兴民族的讨论。民国时期优生学思潮的发展是19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外部威胁之下转型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