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发展对伦理的挑战及其治理对策

人工智能、基因重组、干细胞移植等新兴技术逐渐被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然而,新技术如同"双刃剑",可能引发道德伦理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对新兴技术伦理治理的研究.文章聚焦人工智能,分析新兴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伦理挑战及伦理治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实践,提出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人工智能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人工智能开发应用的伦理与法律协同治理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与法律协同治理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人工智能开发应用过程中引发的公平、隐私、安全等问题，是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改进的重要抓手。基于文献研究和现实观察内容，得出人工智能开发应用有关负面影响涉及伦理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安全问题和群体性负面情绪问题，内部技术原理及外部规范模糊致使出现治理困境。同时，开展比较研究，将欧美等人工智能技术发达国家或组织的治理方法与国内进行比对，得出国内治理路径不同域外，兼顾了效率与安全，并进一步建议我国未来治理聚焦于细化、填充现有法律框架。进一步通过整合协同理论，从目标协同、多元协同、标准协同、方法协同以及利益协同对人工智能伦理与法律协同治理机制展开分析，解释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法，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应用思路。     

“一体两翼”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及策略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治理主体责任界限不明确、治理对象不重视等问题较为突出，亟待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文章从新时期科技伦理治理的主要特征出发，深入挖掘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一体两翼”科技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及策略，从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建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及塑造科技伦理共同责任意识等方面构建“一体两翼”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进展

 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出台为标志， 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拉开新帷幕。回顾了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与发展历程， 结合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状况与中国科协相关调研成果， 通过分析政策执行、 主体责任、 科技工作者伦理素养等几类突出议题， 解读了新时代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方针与主要原则。认为中国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是以促进向善、 负责任的科技发展为目标， 推动形成多方共治、 共同担责的科技伦理治理图景。     

基于LDA模型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体系研究

利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对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体系进行内容分析，通过对准则关键词的阶段差异对比、核心主题的聚合体系分析，总结出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治理共识的6大演变趋势，均表明实践导向已成为核心共识。但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存在“可操作性受限、考量要素不同质、伦理洗白、法律转化难”等实践适用性困境，亟须在技术、组织及制度层面弥补实践缺口。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生态伦理与风险纾解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本研究基于生态伦理视角，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主要体现为人机交互不当引发教育系统与技术系统间的伦理失序、教育主体素养不足制约教育可持续发展、责任厘定欠缺加剧合宜化补偿困境、技术标准不完善与人才缺口制约生态利益均衡博弈。据此，本研究从设计生成式智能教育系统的伦理规约准则、促进生成式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架构生成式智能教育体系的责任监管机制、合理构建生成式智能教育利益共同体等方面提出相应伦理风险的纾解策略，以期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和谐化推进。     

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实践智慧

 科学技术的联姻， 拓展了人类行动多维可能性。近年来， 基因编辑、 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引发的伦理事件， 将科技伦理治理从幕后推向前台。在系统阐述科技伦理融合与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产生的基础上， 分析了科技伦理治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为何需要实践智慧以及实践智慧如何指导科技伦理治理。研究认为， 现代科技应用要求 “伦理前置”， 实践智慧能处理科技伦理中 “能够命题” 与 “应当命题” 的张力， 持续性平衡预防性和主动性原则， 判断人类福祉和明确科技伦理治理责任。结果表明， 实践智慧通过平衡抽象原则和具体情景、 把握科技应用的伦理边界与防范科技风险， 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具体指导。由于实践智慧并非单一主体的智慧， 而是治理共同体所有智慧的共识， 为此必须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     

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的伦理问题

近年来,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正随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高速发展。从人工智能的概念及其伦理风险出发,列举了国内外军用人工智能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伦理问题,包括身份识别技术与道德判断、责任归属、由人工智能失控引发的灾难问题等。分析了人工智能军事化伦理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以确保避免军用人工智能造成人类重大灾难为底线、持续改善军用人工智能存在的问责差距与技术漏洞、努力推进国际之间军用人工智能话题的积极讨论等3方面建议。     

从生命伦理学视域理解科技伦理原则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明确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必须遵循的 5项科技伦理原则——增进人类福祉、 尊重生命权利、 坚持公平公正、 合理控制风险以及保持公开透明， 如何理解这 5项科技伦理原则是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建设和相关规范、 政策及方针指南制定的关键环节。以生命伦理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例探讨这 5项科技伦理原则， 为它们的贯彻落实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和路径， 目的在于阐释科技创新和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冲突， 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原则协调这些冲突， 应对不同的伦理困境和挑战。     

网络社会智能化趋势中的道德：新特征、新挑战及新对策

网络社会步入智能化发展阶段，智能技术道德化、智能算法的道德规制、智能技术相关者的道德失范治理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传统的道德和伦理关系面临三重新挑战：智能化技术对传统伦理主体地位和道德权威的冲击；分配正义、算法歧视等新的道德问题；干扰人机共存趋势下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为此，要加强人工智能规范的顶层设计，确保智能算法“合乎伦理设计”，建设“人机融合”的伦理规范，推进网络社会的智能文明建设。     

军事伦理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分析了国内外军事伦理学的理论发展、 军事技术伦理、 军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和军人伦理等4方面内容。通过总结与分析， 发现军事技术伦理及军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发展。未来军事伦理学将以国际的视角， 以军事实践活动的具体需要为依托， 建立符合多元文化需求的军事伦理道德规范， 以适应全球化共同利益的诉求。     

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比较

 概述了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复杂伦理问题； 分析了二者在自然生命观、 传统文化观、 技术安全观、 社会公正观等方面引发的共性伦理争议， 以及在伦理后果、 伦理态度和伦理治理等层面存在的伦理差异。通过构建合理的伦理反思进路， 展望了现代生物技术面临的复杂性伦理挑战以及所应秉持的科学伦理立场。     

伦理治理： 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弯道跨越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新兴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福祉的同时, 其潜在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显现。分析了当前中国科技伦理问题频发的历史成因, 提出这既是现代科学建制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也是学习赶超过程中后发劣势的结果呈现, 同时还和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伦理环境密切相关。由此认为,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设、 引导科技向善发展是中国未来科技实现弯道跨越的高质量发展、 保持全方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路径选择方面, 建议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应同步并行,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立场上, 以伦理治理促科技创新, 通过伦理治理的弯道跨越,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人力资源管理伦理与个体伦理行为实现

人力资源管理(HRM)伦理是HRM实践过程中所应遵守的普遍价值原则与伦理导向,是HRM实践的价值基础。HRM伦理的研究,首先应明确HRM过程中所涉及的伦理因素,主要包括招聘、培训、评价、报酬等工作过程中所内含的伦理元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HRM伦理原则与伦理导向,通过正确的伦理原则与导向,寻求组织公正的产生与组织员工普遍认同,从而促使组织成员个体伦理行为的产生。     

通过制度建设推进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工作

摘要:尽管我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工作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 IACUC) 在履行职责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其法律地位尚未明确、规章制度缺位、能力有待加强和科研人员的重视程度不够等。 借鉴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本文提出 4 点针对性建议:首先,在《条例》中提出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工作的管理要求;其次,制定国家层面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管理办法;再次,以培训工作为抓手,提升 IACUC 业务能力和审查水平;最后,项目申请和论文发表环节严格要求遵守动物福利伦理要求。 我国亟需建立完善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制度,提升相关福利伦理审查工作能力,助力科学技术的发展。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解析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不能将其混淆使用,但二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此作用的有机统一关系。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对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道德建设及制度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二者的概念和涵义作一界定,探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极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的伦理认知分析

 基于202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发起的一项对全国11164名医学科研人员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其中960位各伦理委员会委员的伦理认知情况、认知途径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伦理委员中拥有博士学位、正高职称、海外经历的比例均超过7成，对医学文件了解3项及以上的占90.8%，不同单位类型的伦理委员对医学伦理文件的了解有统计学差异（χ²=39.60，P<0.01）；（2）对科研伦理规范了解的占95.2%，对科研伦理四大基本原则比较熟悉的占98.4%，男性和女性之间（χ²=5.75，P=0.05）、不同单位类型（χ²=12.87，P<0.05）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了解的占90.0%，是否有海外经历（χ²=3.93，P<0.05）和不同单位类型（χ²=32.38，P<0.01）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伦理委员均有伦理知识获得途径，其对科研伦理规范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年龄（OR=1.88，P<0.01）和海外经历（OR=1.80，P=0.06），对伦理审查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年龄（OR=1.47，P<0.01）和单位类型（OR=0.69，P=0.03）；（4）伦理委员的伦理认知情况普遍好于一般医学科研人员，医疗机构更加重视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单位组织的专门培训、科研项目组织的培训和自学是伦理委员获取伦理知识的主要途径，针对影响其伦理认知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适当干预，可以有效提高伦理委员的认知程度，全面提升伦理审查质量。     

寻求建筑的伦理话语

从伦理层面反思当代中国建筑发展和建筑市场的秩序建设.分析了当代中国建筑领域的失语状态,指出其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和职业失范;运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伦理的视阈透视了西方现代建筑发展的特征,反思现代建筑发展的伦理轴线,提出伦理关怀是现代建筑发展的动力和建筑永恒的本质;最后把视点回归当代中国,从研究现状、学科建设、实践需要等不同方面,阐释了当代中国建筑伦理探求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