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翼”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及策略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治理主体责任界限不明确、治理对象不重视等问题较为突出，亟待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文章从新时期科技伦理治理的主要特征出发，深入挖掘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一体两翼”科技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及策略，从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建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及塑造科技伦理共同责任意识等方面构建“一体两翼”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伦理治理： 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弯道跨越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新兴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福祉的同时, 其潜在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显现。分析了当前中国科技伦理问题频发的历史成因, 提出这既是现代科学建制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也是学习赶超过程中后发劣势的结果呈现, 同时还和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伦理环境密切相关。由此认为,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设、 引导科技向善发展是中国未来科技实现弯道跨越的高质量发展、 保持全方位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路径选择方面, 建议科技发展与伦理治理应同步并行,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局立场上, 以伦理治理促科技创新, 通过伦理治理的弯道跨越,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生命伦理学视域理解科技伦理原则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明确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必须遵循的 5项科技伦理原则——增进人类福祉、 尊重生命权利、 坚持公平公正、 合理控制风险以及保持公开透明， 如何理解这 5项科技伦理原则是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建设和相关规范、 政策及方针指南制定的关键环节。以生命伦理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例探讨这 5项科技伦理原则， 为它们的贯彻落实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和路径， 目的在于阐释科技创新和实践活动中的伦理冲突， 以及如何运用这些原则协调这些冲突， 应对不同的伦理困境和挑战。     

新兴技术发展安全风险与治理路径分析

新兴技术治理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新兴技术的发展不仅对科技安全带来冲击，也可能重构社会版图和大国竞争格局，新兴技术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在中美科技博弈的背景下，新兴技术治理突出安全偏好，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创新两大支柱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兴技术领域研发基础薄弱，创新竞争力不足，面临的科技安全风险突出，亟待加强新兴技术治理。为此，建议把新兴技术治理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双轮驱动”，构建多层次的新兴技术治理体系，实现新兴技术创新发展安全可控。     

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实践智慧

 科学技术的联姻， 拓展了人类行动多维可能性。近年来， 基因编辑、 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引发的伦理事件， 将科技伦理治理从幕后推向前台。在系统阐述科技伦理融合与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产生的基础上， 分析了科技伦理治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为何需要实践智慧以及实践智慧如何指导科技伦理治理。研究认为， 现代科技应用要求 “伦理前置”， 实践智慧能处理科技伦理中 “能够命题” 与 “应当命题” 的张力， 持续性平衡预防性和主动性原则， 判断人类福祉和明确科技伦理治理责任。结果表明， 实践智慧通过平衡抽象原则和具体情景、 把握科技应用的伦理边界与防范科技风险， 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具体指导。由于实践智慧并非单一主体的智慧， 而是治理共同体所有智慧的共识， 为此必须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挑战及机遇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期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基本要求。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体现为行动导向的3个层面、5重维度， 3个层面包括理念层面、准备层面和行动层面； 5重维度分别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智能化、基层社会自治、制度化渠道与非制度化渠道互补融合。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在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一线人力资源需求供应不足；科技支撑的资金需求大、资金来源单一；社会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科技的发展；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实践的因地制宜和地方经验不够。为应对上述挑战并抓住科技支撑的机遇，提出面向未来的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对科技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科学的认知；建立健全合作机制；搭建形成实践闭环；坚持负责任的创新，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构；兼顾基层下沉与领域细化。     

“十四五”时期规划和自然资源行业科技创新思考与发展建议

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引领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为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十四五”时期，如何围绕自然资源统一监管新使命与新目标，运用科学的方法体系，突出科技发展战略重点、部署科技创新主要任务、打造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格局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命题。以南京市为例，分析了“十四五”规划和自然资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并基于科学方法体系提出了规划和自然资源科技发展研究方法，进而对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科技发展方向提出了构想和建议，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参考。     

全球科技治理格局下的开放创新体系建设

 从新兴经济体崛起、开放与保护的较量、美中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竞争、多边与单边的对垒4方面梳理了全球经济和科技治理格局的变化;从加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统筹协调,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4方面提出开放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从推动核心技术原创性突破、深化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软实力4方面提出建设开放创新体系的重点任务和建议。     

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的内涵特征、建设框架及路径

科技文化一词，泛指由科学文化、技术文化、创新文化、知识产权文化等构成的相互联系的科技文化链。现代科技文化体系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引领性、普适性、时代性、多元性、异同性、大众性等。回顾历史，世界科技强国背后均有与其时代背景相适应的科技文化体系的支撑，英国、德国、美国等世界科技强国背后的科技文化各有所长。针对当前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内容模糊性、建设实践难落地以及创新性和时代性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如何建构支撑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通过科技文化体系建设，探索促进我国科技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可行路径与可行的实施方法、方案，促使科技文化满足我国科技创新、创造、创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跟上加速扩张的新兴科技治理的步伐，满足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优化完善我国现代科技文化体系，应从其四大内容与四种表现形态着手推动。现代科技文化由四大内容体系组成，即科创精神体系、科技知识与科学方法体系、科技价值体系、科技伦理道德体系；现代科技文化的四种表现形态包括具有张力的科技韧性文化、多元和合的科技共生文化、改革创新的科技制度文化和产业导向的科技经济文化。最后提出了科技文化体系建设的6个路径：学...     

资讯·声音

7月6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众专家就“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同家创新体系建设”等议题，提出了诸多观点和建议，本刊特辑录一二，以与读者分享。     

国外科技创新治理的典型政策工具运用实践及启示

 当前,科学技术诸多领域在交叉汇聚过程中呈现多源爆发,科技创新资源分配向多主体参与协商的方式转变,主要国家积极构建科学、高效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应对变化。中国科技创新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国际经验研究对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围绕国际科技创新治理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风险预警、国民协商、公私合作、政策组合、创新监管以及智慧专业化等,分析了运用有关典型政策工具实现前瞻性规划、多元主体共治、多方利益共享、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高风险技术应用监管、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发展等治理实践,为中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科学构建提供经验。     

创新型国家导向的中国科技立法与政策：理念与体系

 科技立法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制度支撑。分析显示中国科技立法属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回应性、过程引导和基础把控等特征；现有科技立法在体系化和法治化方面成就显著，但也有局部供需失衡和理念单一等不足。提出应回归科技立法的功能定位、遵循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创新型国家建设作为新时期的科技立法基本导向；中国科技立法与政策可以有效共存，兼顾形式理性和效能提升，且以巩固科技法治传统、培育科技法治文化和激励科技法治思维为综合目标。     

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要点及借鉴

 美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转移技术体系，包括联邦政府与地方技术转移的治理结构、各联邦组成部门的技术转移战略、行动计划以及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组织体系的设立。梳理了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历程、构成体系、典型制度，分析了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要点，对中国技术转移具体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历程、经验及建议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之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新时代发展重要任务。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对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历程和主要大事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实践出发，对未来进一步深化海洋科技创新，强化海洋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经过70年的努力和探索，中国海洋科技快速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成为引导和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时代，中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应该回到创新的内核，即海洋科技的创新发展，其着力点有3：一是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顶层设计；三是政府引领作用。     

再论《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与实施

 考察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规划，即《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背景和原因，探讨了该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情况。该规划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中央高层领导下制订和实施，是中国和苏联科技合作的结晶。其制订工作于1956年分两阶段进行，全国数百位科学家和多位苏联专家参加工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中坚力量。该规划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中国发展科学的方针，密切结合国家工业、农业、国防，以及医药卫生建设的需要。1957年，苏联组织约600位专家对该规划草案进行了研究。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提出了纲要式的综合性意见。该规划实施成效显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和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工业、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规划树立了中国政府组织、领导科学家规划科学技术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科技事业的一座历史丰碑。     

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在科技管理和院所管理方面不断完善

科研机构的职能定位、治理机制、政策环境、法律支撑体系等直接关系到科研院所管理的成效。是影响国家科技资源布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微观要素。而科技决策机制、宏观协调机制、项目评估成果奖励制度等则是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宏观要素。本文从宏观科技管理和微观院所管理两个方面。就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实施以来．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和相关领域专家提出的进一步完善、深化改革的实施建议进行了综合报道。     

基于道德责任的科技主体研究

科学共同体作为"小科学"背景下科技主体的主要结构形式,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大科学"时代的科技主体是由专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和事业共同体共同组成的"大共同体",这一"大共同体"应当是由经济伦理、责任伦理和生态理性伦理所共同构成的责任主体。从而使科技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其内部制度保障的激励体系、道德规范的伦理责任与外部共同的价值目标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