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盗窃罪的认定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游戏的盛行,网络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但学术界关于虚拟财产是否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仍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试图从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数额计算以及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界定的角度,说明虚拟财产可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情节加重犯的未遂问题研究

情节加重犯作为我国刑法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犯罪形态,对它的未完成形态的研究关乎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定罪和处罚,但理论界研究尚未深入,笔者拟从情节加重犯的基本理论处罚,着重说明情节加重犯中未遂形态的问题。     

贪污罪的定罪数额与情节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383条关于贪污罪刑罚的规定有一些不足之处,其相关司法解释也存在不少争议。笔者针对该法条定罪数额的立法模式、定罪数额的合理性以及定罪情节的规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分析论证。     

盗窃罪既遂未遂标准之探析

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关系到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认定,关系到追诉时效的认定,关系到共同犯罪是否成立等等,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对于盗窃罪的既遂未遂,不能一概以控制说作为认定标准,应当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区分不同情况,依据不同标准来确定.     

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和实践的冲突

在各类犯罪中盗窃罪发案率最为频繁。为了准确、有力地打击盗窃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两高”颁发了《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盗窃罪的法律适用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然而，本文认为该“解释”对被盗物品的数额认定和划分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与司法实践有冲突，可操作性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的不科学性，有待作出修改，以求进一步完善。     

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法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因对其自身驾驶技术过于自信,在自身处于无法安全驾驶状态、机动车处于非正常状态下仍执意进行驾驶,或非正常驾驶机动车,对不特定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以及公共财产安全形成严重威胁,但未发生损害后果的行为。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判断标准和定罪要件进行理论分析,不但有利于司法实践正确定罪量刑,而且有利于刑法规制的完善。     

论数额犯中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情形下的量刑问题

数额犯作为一种与数额有紧密关系的犯罪种类,其广泛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中。在数额犯中,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是通过犯罪数额来体现的。近年来,数额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实践中有关数额犯各种复杂、疑难问题也不断出现,其中关于数额犯既遂与未遂并存形态的存否问题以及犯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情形下的量刑问题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讨论的重点与难点。     

运毒行为的刑法适用

对运输行为按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来定罪，既解决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的区别，又解决了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区别问题。按行为人犯罪意图的实现程度来认定犯罪的结束形态，可以解决运输毒品行为的犯罪预备、未遂与既遂问题。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单纯出卖和购买器官的行为触犯行政法规但不构成犯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盗窃、侮辱尸体罪之间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应当适用法条竞合的处罚规则进行定罪量刑。     

论金融犯罪中的罪数不典型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的＂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规定定罪处罚＂属于想象竞合犯。《刑法》第171条第3款属于吸收犯的情况,不属于牵连关系。行为人自己伪造、变造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然后用自己伪造的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的,应成立牵连犯,属于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牵连。《刑法》第197条的规定实质上是一个牵连关系和一个法条竞合关系,而不是结合犯。另外,将从重情节也理解为结合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期待可能性与责任判断——由许霆案引发的刑法思考

在许霆案中,法院的一审判决被民众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在民众充满感性色彩的责难背后,蕴含着对许霆是在银行失误所导致的巨大诱惑下实施犯罪这一情节的考量要求。这种要求在法理层面体现为把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判断的规范要素,在行为人由于客观情状导致其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降低时,减轻甚或免除其责任。在责任判断中,把期待可能性的降低作为法官援引刑法第63条第2款对被告人超法规减轻处罚的法理根据,符合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和刑法理论旨趣。     

三相三元件有功电能表防窃电技术

当前我国电力计量方式有多种，其中存在一些防窃电方面的漏洞。对大中电力用户的计量，由于采用了电流互感器变流，造成防止用户采用电流法窃电尤其困难。目前市场上尚没有有效产品和成熟技术能检测这一窃电方式。以三相三元件有功电能表为例，根据其计量方式的特点，在分析解决电流法窃电基础上，剖析其它窃电手段，总结出新的防窃电技术。依此技术开发出三相四线制防窃电装置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各类窃电行为，尤其能灵敏准确地检测电流法窃电。该种装置在电力系统的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传统的既遂构成要件说在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上面临着理论的困境,应为目的说所代替。犯罪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直接目的是任何一个直接故意犯罪所必需的,并且只有一个。犯罪直接目的的实现是犯罪既遂与否的判断标准。根据既遂的目的说,我国犯罪既遂类型可分为着手犯、行为犯、危险犯和实害犯。目的犯的既遂标准是目的犯直接目的的实现,而非法律所规定的间接目的的实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规范标准--兼析我国刑法第13条

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界定,采用了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规范标准,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在我国刑法推崇罪刑法定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是不妥的,而应以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并从“事实犯罪”、“法定犯罪”两种角度考察、界定犯罪的概念。     

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考察——以全球性的视角

家庭暴力犯罪一再冲击人们对于美好家园的想象,并成为妨害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家庭暴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治理难度颇大.综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概况,不难发现其具有专门立法与刑事立法协调配合,并以保护令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各阶层综合防治的特点.在我国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时,应遵循公权力适度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多层次综合防治的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应明确家庭暴力的范畴,建立保护令制度,构建多层次综合防治体系;在刑事规定方面宜做形式化处理,涉及犯罪时,以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以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家庭暴力犯罪定罪量刑的统一性.     

论盗窃罪的想像竞合犯

司法实践中,盗窃罪与其他犯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犯的问题.而且,对此问题如何认定和处理一直是个难点,本文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正确认定处理盗窃罪的想像竞合犯提供参考.     

略论《二年律令》中刑罚的从重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较系统地反应了汉初适用刑法的若干原则,其中规定对触犯皇权、群盗犯罪、背反人伦以及官吏违法等犯罪行为予以从重或加重惩处。     

略论《二年律令》中刑罚的从重原则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较系统地反应了汉初适用刑法的若干原则,其中规定对触犯皇权、群盗犯罪、背反人伦以及官吏违法等犯罪行为予以从重或加重惩处.     

论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先行行为是不纯正不作为犯成立的一个重要义务来源，但是先行行为在法律属性上能否是犯罪行为却存在过多争论。笔者认为合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以结果加重犯、转化犯作为界定先行行为可以是犯罪行为的标准。     

信用卡诈骗罪司法认定研究述评

2005年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五）》后,信用卡诈骗罪又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对于信用卡诈骗罪和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性质和司法认定存有较大争议。对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持实质的解释论,考察刑法用语的真实含义,用实质的、正义的标准界定构成要件的内涵与外延。认为盗窃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使用的行为,只构成一般盗窃罪,而不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