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1926年中共在“整理党务案”上的退让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整理党务案”上向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客观上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把革命打入血泊中提供了条件,面对这一结果,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应负主要的领导责任。因为,妥协符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所以“整理党务案”的大多数内容都很容易地得到了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认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阶级状况,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而对中共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浅析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

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这个政策是共产国际及苏共代表布勃诺夫制定的。对“中山舰事件”的右倾处理,布勃诺夫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只是被动地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试析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指导的失误及原因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想就此作粗浅的分析。一、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指导上的失误1．在经济上、军事上竭力支持国民党。国民军，几乎放弃共产党。在整个大革命中，共产国际始终重视国民党，重视中国资产阶级，而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几乎放弃共产党。认为中国“工人运动还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仍然强调要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     

王明与东北抗日斗争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之一。在1932年至1934年，中国共产党由于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曾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苏联、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转变，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王明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领导中共代表团就近指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在某些策略方针的方面有所变通，对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王明是一个教务主义，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加之“左”倾错误在全党盛行，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左”右倾错误的干扰。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辨析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路线错误.这一错误是由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脱离实际的指导、共产国际代表的现场错误指挥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不高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其责任不能完全归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个人头上.     

蒋介石在“福建事变”中的“以此制彼”策略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他的“以此制彼”思想是在传统文化、孙中山“联甲制乙”思想以及当时恶劣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并且贯穿于他的军事政治生涯。福建事变的产生和败亡都和蒋介石的这一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民运动的起落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运动给予了重要的指导与支持，成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对中国革命前途和阶级状况认识上的偏差，以及斯大林从前苏联自身利益出发对华采取的双重战略，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政策摇摆不定，使得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最终走向低潮。     

试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遵义会议的杰出贡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党和共产国际也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初论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在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领导下,红三军于1932年8月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从豫南、陕南、川东、鄂西、最后转战到了黔东,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一、为什么要选择黔东作为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敌人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这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     

蒋介石侨务理念分析(1927-1945)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政治理念、政治行为深深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探索蒋介石的侨务理念有助我们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侨务工作.蒋介石的侨务主张主要包括:空洞强调“团结”的侨务训示;在抗战前以“攘外必先安内”“诸事有先后”作为处理侨务的理念;到抗战时,为了争夺海外侨社资源,则提出“海外党务是以侨务为依归”的工作理念.1945年前,蒋介石并没有给予侨务工作足够的重视,态度消极.     

国民政府1936年公债整理案述评

1936年“统一公债案”，是南京国民政府继1932年公债整理案后的又一次内债整理。减轻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避免财政破产是这次整理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此次整理案对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遵义会议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对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给予极大的帮助,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农民运动的几个问题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策略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些策略理论对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尚无专文论述。即便一些文章中涉及这一问题,也大多持批评态度.本文试就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策略和政策作具体考察,对下述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求教于史界同行。一、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运动重视的程度有论者认为,共产国际在制定对华路线和政策时,“对农民问题重视不够”,甚至忽视中国农民问题。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十分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并根据伟大导师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策略思想,及时地提出了在中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进程中,必须发动农民群众,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

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其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史学界过多地论证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但笔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应该占主流地位。     

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提出及初步实施

苏维埃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创举，经过十月革命的传播传到中国。中共根据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     

浅谈邓演达反帝反蒋的政治主张

浅谈邓演达反帝反蒋的政治主张孙平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背叛革命，邓演达面对这一急变，写了《告别国民党的同志们》等文章，义正辞严地谴责蒋汪...     

中日甲午战争与朝鲜独立

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后，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全军覆没，日本自认当时还没有力量与中国一较雌雄，因此当俄国势力进人朝鲜之后，日本便主动与中国妥协，鼓动中国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让中国在前面抵御俄国的扩张，而自己却积极地在朝鲜扩张其经济利益。有人认为这一时期（1884—1894）是日本对朝鲜的“消极退婴时期”。此是只见其表，不见其实。这一阶段是其走向近代帝国的成长期，是猛兽捕捉其猎物前，隐其爪牙，匍匐待机的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军部开始细密地制定大陆计划，节约一切冗费，以中国为假想敌，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

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无产阶级、国民党等问题有偏颇的认识，产生了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二次革命”战略，虽然对中国革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推动了国共合作，但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大革命的失败也有很大关系。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渴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但完成这项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不能听任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既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也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给我党带来了重大损失,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并承认错误一向是我党光明磊落的表现。我们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造成的这种双重影响,旨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正确领导,使之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对日决策及声明的历史地位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中共领导的红军陆续进行了长征。然而这时的中日关系却以微妙的方式发展着。日本政府在中国积极推行巩固“满洲国”权益、分离华北和内蒙、打击抗日势力、拉拢和威逼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外交政策。对此,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的权益不断受损。中共领导的红军却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前,提出了一系列坚决抗日的决策及声明,表明了鲜明的抗日态度,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当时中国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