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关系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是其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基础,他鼓吹这种“力行哲学”是以“国父”主义的名义为标榜,打着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旗号推行的,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为了揭破这种欺骗性和迷惑性,剖析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关系,还其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义真面目,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从不抵抗将军”到“千古功臣”——谈“千古功臣”形成的思想根源

1931年9月18日，当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奉蒋不抗日”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为什么短短的五年后的1936年12月12日他又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呢？对此本文从张学良的思想认识方面作简要归纳分析。对蒋介石由愚忠、轻信到怀疑是原因之一。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置身于军阀混战之中，体察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曾说：“余19岁时即参加战争，历年来对于战争不论是其为战胜或失败…     

“美丽中国”视阈下的大学生“美丽人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路径探索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新理念。“美丽中国”的建设离不开人的美丽，“美丽人生”是“美丽中国”的人文基础，而“美丽人生”离不开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人生的美丽，“美丽人生”的获得离不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此，高校要强化主导制、导师制、人文制和协同制，让“美丽中国”因为有大学生人生的美丽而蕴含人文的光彩。     

周子“乐论”浅谈

周子的时代距离今天有近一千年的历史了，但他的“乐论”与今天流行的音乐思想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它所讲的音乐自然观和“淡和”的音乐审美观，在今天也是适用的。他的思想对于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和工作者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试论“中山舰事件”的必然性

蒋介石在1926年6月28日曾说过：“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①现在蒋介石的日记及有关资料已经公开，“中山舰事件”确实不象往常所说的是蒋从头到尾一手     

中共是“人造奶油”式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此时，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面临着抉择。早在1945年5月，抗日战争结束之前，斯大林就表明了他对战后中国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将是蒋介石。他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能力统一中国。     

欧阳修的创“新”与辟“怪”

欧阳修的为人为政、为学为文，充满改革创新精神，具体表现在人格标新、政治鼎新、学术更新和文学革新等方面。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辟“怪”而守“中”，切实地改变了世风士气，改变了政坛、学坛、文坛风气。其思想渊源，除“变通说”、“人情说”之外，还在于他对“道”赋予“平易性”、“务实性”的解释，在于其立身治学的中庸之道。     

卫立煌与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中，卫立煌采取与蒋介石不合作的军事态度，蒋介石的锦州战略无法实施。卫立煌的军事行为，使解放军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得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卫与蒋的军事分歧，实际上是卫的“合法”政治斗争。他早对蒋介石不满。抗战期间与八路军接触，已对中共有所了解。国民党制造的“克山惨案”，使他震怒。抗战后，他反对内战。1947年，他通过汪德昭向中共表示，“我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配合。”他在东北战区的一系列行为，是对自己政治承诺的具体实现。辽沈战役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他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蒋介石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侵略,始终采取不抵抗主义。究其原因,论者多从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质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进行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认为:每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其阶级属性必然集中而具体地体现于他的世界观之中;而其所制定、推行的政策又必然源出和受制于他的世界观。只有深刻地剖析了“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世界观中所存在着的严重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方能说明为什么蒋介石政府长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此,     

秋寒更见情激昂——《沁园春·长沙》赏析

一代伟人毛泽东，既是一位革命领袖，也是一位杰出诗人。他的词大气磅礴。如《沁园春·雪》，1945年11月在重庆发表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蒋介石读了这首词后曲解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便组织了一批人写文章批判他，并叫文人名士写篇类似的文章，压一压毛泽东，可是没人能写出。蒋介石问为什么，许久才有人胆战心惊地说：我们没有那种气度。毛泽东词的风格与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疼痛”持守诗意的根性——简论龙克“疼痛”诗歌及“疼痛诗学”

针对达州诗人龙克诗歌创作的“疼痛”现象和倡导的“疼痛诗学”，指出龙克以“疼痛”为词根或关键词，不仅由此出发去理解、拷问诗歌，雄心勃勃地建构他的“疼痛诗学”；而且，疼痛也像一道血迹斑斑、永难愈合的伤口。无休止地到处撕咬着他的诗歌。阐述了在经历、穷尽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花样繁多的革命性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标举“疼痛”既是龙克个人新的写作生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当下中国诗歌新的写作生长，最。     

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周作人附逆期间曾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在事后强调自己的这些看法意在“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为民族求生存”.因此,木山英雄将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表述为“复古”,陈思和、董炳月等则强调其落水的性格悲剧,强调其民族主义表达的相对合理性.其实,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合的思路.他附逆的悲剧,固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秀成的“保民为乐”与洪仁玕的“革故鼎新”

太平天国运动留给后世两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即李秀成的“保民为乐”思想和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保民为乐”提倡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是一种人道精神、人本精神;“革故鼎新”建立在对近代社会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仿效“西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精神。李秀成和洪仁开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思想认识上有差距。李秀成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时代,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可能将中国推向富强。洪仁开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提出了《资政新篇》;从太平天国本身说,《资政新篇》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来观察,其所规划的各种改革,在洋务运动时期大多数得到实践。但《资政新篇》过分强调“法制”,丢掉了“伦理道德”。李秀戍的“保民为乐”思想弥补了洪仁开的“革故鼎新”思想。两者都值得弘扬。     

“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的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文化软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软实力”的视野下,高校和谐校园文化的建设尤显得紧迫和重要。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

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演变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史学研究不断扩展并克服自身发展危机的必然产物。“全球史”克服了“世界史”存在的弊端,为史学发展增添了新思维、新内容和新方法。“全球史”可以视为广义“世界史”的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     

再谈绿色数学教育

绿色数学教育观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达为以学生为本的价值观、认识论的建构主义观以及多元多维的数学观。绿色数学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我国今天学校数学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特征,因此也能对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纪念辛弃疾诞辰870周年“辛弃疾与词学”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由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中国词学研究会、上饶师范学院联合发起的纪念辛弃疾诞辰870周年＂辛弃疾与词学＂国际学术论坛,于2010年10月在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成功举行。与会代表对辛弃疾的思想、政绩、辛氏家谱、辛稼轩笺注、稼轩交游区域以及交友群体,词与音乐的关系以及辛词与词学的应用型研究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关于辛稼轩研究的文献资料、对辛稼轩的传播和接受研究,以及词体盛衰的研究,是本次论坛的亮点。     

五四前夕的“体育”观念史——基于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之观察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该文既是对其时社会风气的响应，又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对“体育”新的认识倾向。重新对《体育之研究》进行分析，挖掘其历史语境，并以此透视近代中国知识界“体育”观念的流变过程。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论波普尔的科学进步理论——从比较学角度看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继承和超越

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精神应当是批判,科学是理性不断做出假说,而这种假说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因此,波普尔提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而应当是他的“可证伪性”原则。根据他的这一原则,波普尔表述了他的真理观,用逼真度取代“真理”作为对科学进步的量度。从证伪主义出发,波普尔最终建立了他的“猜想—反驳”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