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技术权力与规制

技术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技术的力量存在于实践之中,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特征。在技术与资本互动建构的"市民社会"中,技术展现为感性存在的支配与控制力量——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具化为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建构,共同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之中。其中,自然技术中的经济权力主导着社会技术中的政治权力与身体规制技术中的生命权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需要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生命权力三个维度对技术权力进行规制,从而展现新型现代性技术文明。     

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险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共同作用。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与“技术决定论”之比较

"技术决定论"盛行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它主张技术决定社会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产生,与技术决定论不同,它认为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本文从产生背景、技术认知、研究方法论、研究视角以及发展格局等五个方面对技术决定论、技术的社会形成论进行了对比研究。     

理智的魔鬼抑或狂妄的天使:科学是否需要监督和制衡?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在当代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差不多已经成为标志政治正确性的基本共识.然而在科学占据现代社会话语霸权的今天,如果说技术活动需要外部力量的监督和干预,已经成为常识的话;那么对于科学活动是否需要监督和权力制衡,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讨论.从当代科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现代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出发,我们认为科学共同体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决定,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审查;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知识应与其他文化传统平等地、自由地开展竞争.     

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西方技术统治论的文化本质及其趋势

技术统治论主张科技专家对社会进行全盘的统治或管理。在早期 ,它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理念与激进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激进批判的社会乌托邦。随着现代性危机 ,现代技术统治论强调国家的非政治化 ,对现存的社会体制、社会目标不加批判地认同。技术统治论演变成了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社会突现论对社会因果的研究

社会突现论是基于系统论与心灵哲学等学科而发展起来的关于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解释的方法的一种新型整体主义理论。社会突现论认为,社会一方面由个体聚集突现而成,前者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特殊属性;另一方面,社会与个体属于不同的层次,前者不能化归为后者。社会突现论视域中的社会因果研究是以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为背景,对于社会层次是否具有因果效力的研究。社会突现论所关注的社会因果问题是某个社会事件是否能够作为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对另一社会事件或社会中的个体产生影响。社会突现论认为,某个社会事件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影响其他的社会事件或社会中的个体。社会因果既与个体密切相关又不可化归为个体的属性。     

“科玄论战”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新启示

"科玄论战"使科学的至尊地位进一步增强,传统儒学的地位日趋衰落。今天从"权力的转移"视角对论战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探析,可以为当代提供一些新的启迪和警示:权力可以促进知识生产,但真正的知识不是靠权力生产出来的;社会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不宜渗透到知识生产过程;知识与权力相互蕴含但不等同,混淆两者关系不仅会带来学术、权力腐败,而且会影响社会主流话语权的宣传,严重时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马托邦到意识形态——西方技术统治论的文化本质及其趋势

技术统治论主张科技专家对社会进行全盘的统治或管理。在早期，它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理念与激进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激进批判的社会乌托邦。随着现代性危机，现代技术统治论强调国家的非政治化。对现存的社会体制、社会目标不加批判地认同。技术统治论演变成了维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美国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管理与文化——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

在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博弈中,颠覆性军事技术因其可能对战略攻防平衡的"打破"以及对人们军事技术思维的"颠覆性"影响而长期备受瞩目,有关颠覆性军事技术的研究亦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文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从美国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管理体制、创新文化三个方面,对颠覆性军事技术的预研模式与管理进行探讨,并在最后提出颠覆性军事技术对于我国军事技术战略预研的有关思考。     

知识与权力:从福柯的观点看学科场域中的权力运作

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改变了传统的知识/权力观,其微观规训权力与知识结盟,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权力关系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身体控制、空间分割、时间编排、介入、追踪、符号生产等技术支撑,使课程、教室、实验室等学科场域,成为"规训社会"的不同表达。     

科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

该文对科学的历史经验作了简要回顾,从科学的源泉,动力,条件,科学的继承,发展,创新,以及科学对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展望了科学的未来,阐述了未来科学的结构,科学教育,科学社会功能,科学建制与文化。     

论“无缝之网”的“编织”机理——一种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解读

在规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社会因素为技术形成"编织"了一张"无缝之网"。由社会客体性因素为技术形成划定"边界群"的约束机理、社会主体性因素为技术形成拓展"空间集"的扩展机理和社会控制性因素为技术形成设置"反馈网"的调节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联动,构成了"无缝之网""编织"的一般机理。认识这一机理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消防技术发展动力探究

将中国消防技术作为一个系统,简要分析制约中国消防技术发展的因素以及消防技术发展的机制.分析了当前中国消防技术发展的动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探讨.中国消防技术发展应该借助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合力,从不同的方面,以多样化方式影响或引导消防技术的发展.从而为制定消防技术发展战略,实现战略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战略、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The Struggle for Technology: Towards a Realistic Pol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Pieter Lemmens’ neo-Marxist approach to technology urges us to rethink how to do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irst, Lemmens’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empirically informed a pol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needs to be. Second, his dialectical focus on a “struggle”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ies reveals the limits of neo-Marx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needs to return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es cannot be reduced to its origins in systems of production or social organization, but requires study at the micro-level, where technologies help to shape engagement, interaction, power, and social awareness.     

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对策分析

指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主要包括引导层——以政府为核心的技术创新调控系统，核心层——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生产应用系统和服务层——以科技中介机构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服务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加快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等完善我国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对策建议。     

转基因技术引入过程的社会视域分析

本文对转基因技术发展初期的社会选择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指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语境条件下,农业化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抗除草剂品种成为技术研发的优先方向,企业并购成为技术推广的主要策略,同时由于政府部门监管模式的转变,转基因技术的演进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变迁轨迹,为之后的社会争议埋下了伏笔。     

论风险观念视野下的科技观

风险观念视野下的科技观立足于对“技术公害”等现实问题的反思,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复杂矛盾。这对于我们超越传统科技观,富于启发意义。但这种科技观的后现代主义消极立场,决定了其诸多的局限性。本文意在表明,我们应当把化解风险危机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作为新型科学技术发展的契机,切实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基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高等院校科技实力分析

当前,国家科学技术奖是衡量一个单位或个人学术水平高低和社会贡献大小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因此各高等院校非常重视科技奖励工作。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的数量不同,单纯用获奖数量并不能合理反映高等院校科技实力的相对变化情况。为此,本文提出"院校率"的概念,专门用于定量表征高等院校的科技实力。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高等院校在国家三大奖的获奖能力上有明显提高;在我国,一流大学几乎都具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能力;在理论基础和应用基础领域内,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