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称“达斡尔”释名

以语言为研究手段,通过对达斡尔语言演变规律的把握来重新认识和阐释"达斡尔"族称的含义。经过语言学解析,得出以下结论:族称"达斡尔"是由表示尊贵、伟大的Da,表示人的Hu和表示居住方式、地域的R复合而成,其含义应为"大部族"。《辽史》所记载的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带筑城屯田的契丹大部族与现代达斡尔族应有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从达斡尔族哈尼卡艺术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脉传承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接受满族萨满文化和桦树皮艺术的影响,培育并产生了独具魅力的达斡尔族哈尼卡艺术。其富于特色的艺术风貌是达斡尔族原生态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本文从概念叙述及其传承上的特点分析,揭示其作为传统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脉在今天的生存、传承、发展状态。     

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掛

斯琴掛家族是典型的达斡尔族萨满世家,其家族姓鄂嫩哈拉,家族世代信仰萨满文化,家族中每隔几代就出现一个萨满,到斯琴掛这儿已是第七代萨满了。作为这个家族的新一代萨满,斯琴掛不仅比较完整地传承了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式。还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萨满文化研讨会,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成为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     

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掛

斯琴掛家族是典型的达斡尔族萨满世家,其家族姓鄂嫩哈拉,家族世代信仰萨满文化,家族中每隔几代就出现一个萨满,到斯琴褂这儿已是第七代萨满了。作为这个家族的新一代萨满,斯琴掛不仅比较完整地传承了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式。还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萨满文化研讨会,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成为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     

达斡尔族的萨满教信仰与神话传说

论述了萨满神话与萨满教的关系,分析了达斡尔族的萨满教与信仰,认为达斡尔族神话传说与祭祀活动带有萨满教多神崇拜特征.     

论民国时期东北地区达斡尔族的双语教育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达斡尔族经历了剧烈的文化变迁，同时，达斡尔族的双语教育也有了较大发展，达斡尔族的学校双语教育出现了达-日-汉-蒙等多语教育模式。由于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现代学校制度建立，达斡尔人中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数量增加，涌现出了大批精通多语的人才，大量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开发。一些达斡尔人还留学发达国家，取得杰出成就，显示出达斡尔族文化的极大的开放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异常，达斡尔族双语教育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普及发展不够，甚至还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性扭曲。     

达斡尔族传统利用野生生物资源的乡土知识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传统利用野生物资源的现状、乡土知识和实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量化分析.调查结果表明:(1)达斡尔族传统利用的野生生物资源共有117种,其中野生动物45种,分属28科,45属;野生植物63种,分属29科,53属;野生微生物9种,分属7科,8属;(2)达斡尔族传统利用野生生物资源的范围主要包括食用、药用、建筑、饲料、文化习俗和生产生活等方面,以食用和药用为主,其中可食用的有78种,入药的有54种;(3)达斡尔族传统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值(RI)最高为1.75,最低为0.5.达斡尔族地区对于野生生物资源的利用呈下降趋势,部分资源存在过度利用情况,传统知识丧失严重.针对传统知识受威胁因素,本文提出建立相关政策法规制度,适当保护达斡尔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推广当地传统的野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方式,促进达斡尔族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     

达斡尔族排木业习俗研究

达斡尔族人在江河中放排木，已有很久远的历史，本详细介绍了达翰尔族排木业习俗，并对相关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不同版本《纳西族文学史》神话研究比较

通过分析不同版本《纳西族文学史》中神话的继承性和差异性,以此来探究形成差异性的原因以及纳西族神话在《纳西族文学史》中的意义。     

“达斡尔”词源词义考辨

达斡尔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关于其族名“达斡尔”的词源词义在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尚无定论。主要有契丹“大贺氏”说、索伦语“耕田者”说、蒙古说、“大胡人”音转说、契丹“大辽”说等几种说法。对各种观点、见解进行了简要的考辨,认为“达斡尔”一词来源于姓氏,即源于地域的可能性最大。     

古代契丹与现代达斡尔遗传关系分析

对23个契丹人骨样本线粒体第一高可变区(364 bp)进行了扩增和测序, 得到22个不同序列. 构建了契丹、 达斡尔及对比人群的系统发育树, 结果明, 契丹与外蒙的遗传关系最近, 与达斡尔的遗传关系也较近; 契丹与达斡尔的序列在突变位点和突变率上存在较大差异. 表明虽然契丹与达斡尔之间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 但达斡尔不一定是契丹的直接后裔.     

文学，在法的前面——解析德里达关于文学与法的观点

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或法学理论中,文学与法律互不相干,但德里达以他独特的方式把文学与法律放置在一起来探讨。德里达把文学带到了法律面前,这至少纠缠着二层关系:一是文学自身的法则问题,文学的法则到底如何确定,以什么法则来确定文学性?确定一部作品称之为文学?德里达甚至可以追问是否真的存在文学这种类型?相比较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哪些文本可以被断定为文学?另外,是否存在小说、散文、诗或其他文体的分类?它根据什么法则来分类?第二层关系更为重要,那就是文学与法律的关系。在现代以来形成的法律保障了文学作品的独立存在,保护了这个文本的署名权,版权、文本的独一无二的法律属性。但反过来看,文学也建构了法律。通过对卡夫卡的《在法的前面》的读解,德里达试图去解开法是如何被文学叙述建构起来的。文学处于法前面,又处于他处,它并不始终被法保护,在超越法的那个瞬间,文学又具有了超越文学的面向。德里达用法律来解构文学,又用文学来解构法律,他的观点激起我们对文学一些更本源问题的思考。     

文献史料：“为何”以及“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

学界以往对文献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固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为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属性有所忽略．对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任务和目标比较模糊．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特赇性缺乏足够的自觉。在文献史料的运用上，既有囿于研究者的史学意识和史料视野，大量新发掘的文献史料没有进入文学史，导致一些流行的偏见仍是文学史上难以撼动的“钉子户”；也有在写作上未能将文献史料与作家的文学行为分析、优美作品的深度阐释、文学史价值的重构与发现有机地加以融合的问题。以作家的“文学行为实存分析”为中心,结合政治、制度、文化的考察．融合事件、思潮、作家、作品．叙述出文体演化史、思潮流变史、审美风尚史以及作家作品史齐头并进、杂糅无间的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生动和流动的景象,应是文学史叙述追求的一种新的境界。     

用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历史与美学的统一”是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准则。但“历史”的内涵异常丰富,包括各种社会要素,特别是社会心理和流行时尚。用社会学视角全面审视文学研究和教学,是获取特定历史阶段文学创作真实信息的保障;同理,只有把特定的文学作品置于时代发展的横断面上进行整体的社会学分析,才能真正切入作品的历史真实,从而确保美学审视的准确性。     

《布依族文学史》编撰研究

分析了《布依族文学史》的成书源流、编撰体例原则、文学史分期、作品分类以及编者的文学史观等问题。《布依族文学史》是对前期两部同名文学史的综合,对布依族从古至今的文学历史进行一次梳理,从口头文学到近现代的作家书面文学,编者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文学批评。     

在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代文学

提出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真正阐明其意义和价值,从而突破传统的讲解模式。可以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作品的主题,在各种文化信息中阐释作品的内涵,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民间特色鲜明的作品。     

达斡尔族“哈尼卡”的伦理文化意蕴探析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分布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郊区为主要聚居地。     

红色经典文学与红色资源教育

红色经典文学是红色资源的重要载体,因此,红色经典文学研究亦可视为红色资源传播教育的重要方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经典文学的评价及其文学史地位几经变迁,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红色经典文学研究热潮出现了一种去革命化倾向。红色经典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变迁,对红色资源教育的内容、方式、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