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环境”与“生态建设”的一些看法

“生态环境”的提法在国内广为流行,对这一提法我并不认同,也不使用。“生态”与“环境”是两个不同概念,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不同内涵。生态的重点是指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离开了“相互关系”的内涵,那么就分别成为“生物学”与“环境科学”,生态学是一门生物与环境的交叉学科。我曾试图解读“生态环境”的含义,是否是指“生物圈内对生物包括人在内产生影响的环境因子”或是“对生物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直接影响的自然环境”。这是把生态作为环境的形容词来解读,看来也不合理。从有的文章中看来,是把生态与环境有并列的意思。目前各种信息对“生态环境”的理解是多种多样。本人认为“生态”与“环境”应根据各自的内涵分别使用。由于生态系统被破坏而产生的问题,则为生态问题,如森林破坏、草原和荒漠的退化,盐碱化,沙漠化,以及水生生态系统被破坏和退化等。环境其包括范围更广,环境问题应包括全球变化,自然危害,沙尘暴以及大气、水体等的污染,目前国内所指的生态环境恶化大多指这些问题。如果“生态”与“环境”均须叙及,可称之为“生态”与“环境”。“生态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对这两个词我并不接受,也不使用,因为我对它们没有确切的理解。据我目前的看法,在中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大多被不合理利用和开发,导致多种生态系统退化,而“生态建设”或“生态环境建设”,似乎是针对退化生态系统和环境所采取的各种恢复和改善的措施,环境问题中,有些问题通过人类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如污染治理,需要高新技术和资金的投入。而有些环境问题人类不能控制,对全球气候变化、洪涝灾害,人类只能根据目前的科学水平,使之减轻对人类不利的影响,但不能“建设”,只可能“改善”和“保护”。“生态建设”我初步的理解是指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如人工林、人工草地、果园、农田等。其实生态学家从来也不反对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但应按生态学的规律,适地、适时、适草种植,以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发挥良好的生态功能,当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营造各种经济林、果园等,这些都是由人类集约经营的受控生态系统,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亦必须考虑持续经营。目前“生态建设”的内容似乎更为广泛。我认为“生态建设”不如用“生态恢复和重建”更为确切,一目了然。恢复是指促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为接近于原有的生态系统。重建则是采用人工措施促进其顺向演替或重新建立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新的人工生态系统。这样的用法是符合国际通用的术语,英文则可用ecological restoration。至于生态系统保护则可用ecosystem conservation。至于“环境建设”是否用环境保护与改善更为合理。我原认为“生态环境”一词已广为流传,听之任之,无能为力。但是“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是由学术界提出的,其后被政府部门、媒体和民众所接受。当学术界认为这种提法不确切,要修正的话,只要理由充分,同样会被接受,逐步得到改变。因此我认为现在提出这些问题十分及时,很有必要,作为提出这一名词的学术界,有必要经过充分讨论和思考予以修正。     

关于“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再评论（第一部分）

文章根据构词法、国际共识和中国实践，再次讨论“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并认为：“生态环境”不应成为环境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术语；“生态”与“环境”的具体含义应视其用于生态学抑或用于环境科学而定；“ecological restoration”（生态恢复）不应包含“新建”与“创建”；应放弃“生态环境建设”而保留“生态建设”，后者应主要用于人工生态系统，并可英译为“ecological construction”。     

关于“生态环境”一词的几点商榷

《科技术语研究》在2005年第2期上特辟专题,就“生态环境建设”提法进行了讨论。笔者仔细拜读,在深受启发的同时,觉得有几点值得商榷。一、“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不是黄秉维先生笔者在2003年曾就“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概念的起源与内涵进行过探讨,发现“生态环境”这个汉语名词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已有50年历史。^[1]因为,在1953年出版的译著、苏联А.П.谢尼阔夫著的《植物生态学》中就出现了俄汉对照名词“экотоп生态环境”^[2]。在1956年出版的《俄英中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名词》中已经有了汉英俄对照名词“生态环境ecotope экотоп”^[3]。基本上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也开始在部分生态学著作的题名中出现。^[4-5]因此,黄秉维先生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即1980-1982年期间)提出“生态环境”一词,实属重提,而不是首创。即使黄先生自己说“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黄先生是“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有关“首创者”^[6]的说法欠妥。二、“生态环境”一词在国外也有较普遍应用笔者曾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在线书目进行过并行检索。结果表明,共有10种书籍在题名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5种出版于中国,1种在波兰,1种在巴基斯坦,1种出版于南非,1种在美国,1种作者不详^[1]。同时对1973年以来的CAB文摘进行的检索结果表明,共有99篇论文、报告和著作在题名或摘要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中国作者44项,德国作者9项,法国作者4项,其他20个非英语国家29项。国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印度和新加坡共13项^[1]。Barrows在他编写的《动物行为、生态学和进化词典》中也收录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一词^[7]。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使用Barrows认为“环境(environment)”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生物、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的综合,既包括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也包括对生物不起作用的因子。而“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一个生物的特定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影响该生物对种群生长的贡献”^[7]。孙儒泳等认为“所有生态因子(即‘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9]。笔者曾将“生态环境”定义为“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1,11]。王如松最近指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10]。虽然目前对“生态环境”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对生物起作用的那些因子^[7,9,11];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生态关系”或“功能性关系”^[10]。而事实上,“生态环境”一词与“外部环境”^[7]“生物环境”^[9]“粗粒环境(coarse-grained environment)”^[7]和“细粒环境(fine-grained environment)”^[7]等词组一样,在词组结构上均属偏正结构。这些“环境”概念各具特定内涵,并共同构成了生态学整个概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使用。四、“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这是事实。但是,其弊端并不在于“生态环境”。因为假如当初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人,知道“生态环境”一词既可能是“生态学的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简称,又可能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所谓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当提出者在可能面对多种解释(如“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生态或环境建设”,等等)的情形下,还不至于“明知故犯”,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事实上,“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正在于提出者当初并没有弄清“生态环境”与“生态学的环境”和“生态与环境”的联系,以及“生态环境”与“环境”的区别。直到1999年,黄秉维先生在承认错误时也还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8],便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的看法仍然不妥。五、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一般而言,政府行文是面向社会的,它所采用的某个学科的术语,不仅要求在本学科是科学的,更要适合于整个社会,既具有普遍性又不会引发歧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用。在日常用语中用“生态环境”一词“也是可以的”^[12](无论它是“生态学的环境”的简称,还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但是,(1)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即“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没有普适意义,不必见于政府行文之中;(2)若“生态环境”一词用于政府行文之中,既可理解为“生态与环境”^[12],又可理解为“环境”^[8],还可理解为“由生态引起的环境问题”^[12]等等,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笔者同意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提法加以纠正,并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保护环境”等来代替。     

建议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替代“生态环境建设”

我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其弊端在于“生态环境”而不在于“生态建设”。因此,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一、“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在于“生态环境”这是因为,按照生态学原理,所谓“生态”指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从逻辑含义上分析,它包含生物、环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三个要素。“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指的是作为主体的生物周围的事物。这就是说,“生态”一词的含义已经包含了“环境”,它指的既不是环境的主体,也不是环境的性质、范围和质量、状态,根本不能用作“环境”的修饰语或限制词。将“生态”与“环境”组合成“生态环境”这样的偏正词组,显然说不通。事实上,自“生态环境”一词出现以来,生态学界并不认可这一提法。后来,就连“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提法是个“错误”。如他在一篇文章^[2]中就明确指出：“顾名思义,生态环境就是环境,污染和其他的环境问题都应包括在内,不应该分开,所以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又说：“我觉得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它有权改变这个东西。”同样,在对外交往中,国外学者也不认可“生态环境”的提法。如据报载,2003年我国对外文件白皮书中出现“生态环境”一词,在译成德文时,就遭到德国人的质疑^[3]。另外,从国内多年使用的客观效果看,“生态环境”一词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们遇到“生态环境”一词时,往往搞不清楚该词使用者的本意。实际上,人们使用“生态环境”一词的本意往往是为了强调“生态”或“生态系统”。正如沈国舫院士所言,“当人们乐于运用‘生态环境’一词时,实际上在强调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面”^[4]。但由于受该词偏正结构关系的影响,却往往被误解为其强调的是“环境”,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将生态问题混同于环境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生态环境”一词提出20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以致这一提法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亲自出面提出明确的纠正意见,却一直没有使这一提法得到应有的纠正,致使这一提法连同其派生词组“生态环境建设”一直被错误地沿用至今。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不少论著,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不用“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如2003年由中国科学院孙鸿烈院士等负责编制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战略研究(2020)》(第十专题)^[5],以及2004年出版的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6]都没有再沿用“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而是将生态与环境分开表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文件),尽管“生态”是其中出现派生词组最多(达30多处)的一个词,却没有再出现以往同类文件中常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7]。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在其他书籍、报刊、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的频率也有所减少。这表明,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同志正在努力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经过社会各界的继续努力,特别是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这样的权威机构主持召开有这么多院士和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审定会,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二、“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建设”有专家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还在于“生态建设”的提法也不科学。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能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人为地“建设”一个生态系统^[8]。言下之意,只有人为地建设原本没有的事物才是“建设”,而对于原有事物的保护和对于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的恢复、修复就不是“建设”。而且据他们所言,“生态建设”的提法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还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8]。我不能同意这一观点。首先,把保护、恢复或修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排除在“建设”之外,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一些专家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缘于他们对“建设”一词的过窄理解和对外翻译时语词选择的困难。这里牵涉到中外语言学界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对它的理解和应用问题。众所周知,在现代汉语中“建设”一词的词义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9]。在现代英语中与“建设”一词相当或相近的语词包括“construction”、“restoration”等,其中“construction”的词义是建立或发展,“restoration”的词义是复原、修复、更新、重建^[10]。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含义还要宽泛得多,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建设性意见”、“建设性对话”、“建设性措施”、“建设性作用”等,实际上是把一切有利于事物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用“建设”一词涵盖。用蒋有绪院士提交给这次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的话来说,“‘建设’一词在中文是泛化的,它的意思是‘对某目标实施积极性的行为’”。我理解,所谓“建设”是相对于“破坏”而言的,它与“保护”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它本身就蕴涵有“保护”的意思;所谓“新的事物”是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原有的事物”而言的。因此,人们对原有事物进行的保护,以及对遭受破坏的原有事物进行的恢复或修复,从词义分析的角度说也是“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也属于“建设”的范畴,从日常用语的角度说更是属于“建设”一词的涵盖范围。至于“建设”一词的英文翻译,正如张新时院士所言,国外在生态上使用“restoration”,在《生物多样性纲要》中有明确界定,“restoration”既指对原有生态系统的恢复,也可以指建立一个新的原来自然界不存在的、不同于破坏以前的人工生态系统,用“ecological restoration”也符合生态建设的概念。有鉴于此,我认为也可以把对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的保护(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的恢复或修复包含在“生态建设”之中。第二,对于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持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当代生态学家通常按人类的影响程度把生态系统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三种类型,而把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一类人工生态系统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我国学者丁圣彦主编的《生态学》^[11]和戈峰主编的《现代生态学》^[12]等,都有这种分类及其相应表述。目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新兴学科的生态工程,就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着眼于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整合工程技术。它根据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论原理去系统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及信息反馈关系,在系统范围内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工程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目前,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的生态工程类型已经包括：农业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节水和废水处理与利用生态工程,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生态工程等。正是这些生态工程的实施,推动我国的生态农业建设、生态林业建设和生态城市建设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表明,国内外生态学家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修复的同时,对人工生态系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同样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只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第三,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马世骏院士对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据我所知,“生态建设”一词是由马世骏院士首先提出的。在马世骏院士的一篇题为《加强生态建设促进我国农业持续发展》^[13]的文章中,他对“生态建设”一词的基本含义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要想实现农业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生态建设。什么叫‘生态’？作为一个学科,它是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那么,这又是什么关系呢？从近代生态学的观点来说,生物与环境应该是个相互适应和相互选择的关系,他们应该经常地处在一个协调关系的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各尽所能’,即所谓‘协同进化原则’(co-evolution principle)。‘建设’,一个是‘建立’,即没有的就新建立;二是原有的就加强改善或改进。这意味着我们要运用现代的生态学观点,建设我们的农业生态体系、生产体系,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这就是说,在马世骏院士看来,“生态建设”指的是生态系统的建设,包括新的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原有生态系统的加强、改善或改进。我认为,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这个表述很值得重视和借鉴。遗憾的是,自这一表述提出至今,尚少见有生态学家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在生态学专著中进一步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进行专门的阐述。这或许正是包括在座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在内的当代生态学家们要做的一项工作吧。我不是生态学家,但基于以上分析,还是想参照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的表述,在此斗胆建议对“生态建设”一词给出如下定义：“生态建设是根据现代生态学原理,运用符合生态规律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的旨在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的总称”。其中既包括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也包括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从主观愿望讲,我给出这一定义,是想既符合生态学揭示的自然规律,又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还能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生态学界的专家学者所接受。但不知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是否认可,还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第四,所谓“生态建设”一词“已经在国内产生误解和误导”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一些专家认为,“生态建设”一词“在国内已经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导”,“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大规模的人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资金和劳力的浪费,有的由于违反当地的自然环境,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破坏”。我相信这些专家说的“一些地方”的情况是事实,对此,有关方面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但我同时认为,这毕竟只是“一些地方”的部分事实,不能以偏概全把它当作一种普遍现象,更不能断言一些地方的这种情况是由“生态建设”一词的误解和误导而来的,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联系。同样,关于“生态建设”的提法容易在国外引起误解和反感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如果这些学者也能认同上述马世骏院士关于“生态建设”一词的表述或者本文参照这一表述给出的“生态建设”的定义,同时在英文翻译时不要将“建设”硬译为“construction”,而是使用前述“restoration”的译法,这种担心也就不会有了。三、建议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代“生态环境建设”自“生态环境”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出现以来,一些学者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出发,在对这两个提法进行质疑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其中,有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如对于“生态环境”一词的修正,不少学者已经将其修改为“生态与环境”或“生态、环境”。但对于用何种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学者的观点和主张却差异很大,如有的学者已经改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有的学者则不同意“生态建设”的提法,主张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等。在我看来,还是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提法取代“生态环境建设”的提法比较好。我认为,使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一提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符合生态学和环境学原理,有利于维护用语的科学性;二是符合现代汉语及英语等语种的语法规范和人们的用语习惯,有利于读者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含义,以避免歧义;三是有利于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相一致,如早在2000年10月1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就号召“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14];四是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这两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事业置于同等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五是有利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划分和依法行政;六是有利于同现行的国家计划、财政、金融等部门对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供相关的支持保障体系相衔接。而对一些学者提出的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代替“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1)该主张把建立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内容排除在外,这不仅不符合现代生态学关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原理,也不符合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工程建设的实际;2)该主张把“保护、修复和改善”排除在“建设”之外,因而否定“生态建设”的提法,这与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等语种赋予“建设”一词的词义以及人们在日常用语中赋予“建设”一词的宽泛含义不符;3)该主张同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规范表述不一致,而且“生态建设”一词已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一旦改变,难免在国民中产生负面影响;4)该主张在语言表述上缺乏必要的概括,在文字上显得啰唆,不如用“生态建设”一词涵盖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以及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简洁、明了。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各位院士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关于“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再评论(第一部分)

文章根据构词法、国际共识和中国实践,再次讨论"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并认为:"生态环境"不应成为环境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术语;"生态"与"环境"的具体含义应视其用于生态学抑或用于环境科学而定;"ecological restoration"(生态恢复)不应包含"新建"与"创建";应放弃"生态环境建设"而保留"生态建设",后者应主要用于人工生态系统,并可英译为"ecological construction"。     

有关“生态环境”词义的探讨

一、环境和生态环境过去,我亦有过同样看法,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才发觉生态环境并不能说就是环境。1866年,德国生态学家赫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定义,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的科学^①。一百多年来,生态学有了迅猛发展,尤其是经历了三次飞跃,即个体生态学向种群生态学过渡;种群生态学向群落生态学过渡;从群落生态学向生态系统生态学的过渡。对生态学定义有过无数次的争议。然而,现代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中各组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亦可以说无论小到分子层次,大到全球层次,生态学都没有离开过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说,这是赫克尔最初的定义范畴。实质上,这成为生态学的核心思想！！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可以认为：“生态”指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总和;“环境”指生物(主体)外一切要素的总和,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生物环境指生物和影响其生存的周边环境的相互关系。具体说是与生物有直接的、间接关系的有效环境(effective environment),该环境具有4个特点,即特定性(particular),为该物种所特有;相互性(interactive),互相影响的;连续性(continuous),在整个生命中得到延续;不可分割性(inseparable),有机体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生态环境：(1)具有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含义;(2)与一般环境更不同的是,它具有了生态学的理念;(3)表示从生态学角度看问题,可以与文化环境、战争环境相提并论。如这样理解,ecological environment在国外科技文献中常可见到。如美国密执安大学(1991)有关周边城市的论文;北美(2001)自由贸易的文章;欧洲(2002)物质移动论文;南非(2000)植物入侵的文章,还有日本(2004)札幌的绿化等文章。此外在空间科学等领域也有此词出现。二、环境和环境问题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等一切活动都和自然生态系统分不开。原始人类过着茹毛饮血、渔猎为生的生活。人类在进化中经过驯化动物和植物的农业畜牧业时期,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有所增强。逐渐出现初期的环境问题。如放火烧荒、砍伐树木、破坏草原。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生产和生活获得巨变：人口爆炸、现代大工业、都市化、交通运输和农业的现代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引起了水土流失、水旱灾害和沙漠化,从局部到全球出现了大气、水体、土壤等许多公害事件。这些环境问题已构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人类持续生存的严重威胁。以上事实证明,如此众多、严峻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造成的恶果。著名生态学家卢肯科(Lubckenko.J),1998在《科学》杂志上著文,“进入环境世纪”(entering the century of environment)。人类面临全面的环境挑战：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多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POPs、PCBs和PAHs等新化合物的不断释放等。由此可见,如此纷繁的环境问题并不能被环境一词所包容,这与含有毒物等被污染的环境也不是一个概念。 ①Allaby.M.Oxford Dictionary of Ecology.2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科学用词必须准确

一、关于“生态环境”一词。日常用语和科学用语不可混同,“生态环境”在日常用语中用是可以的,但是在科学术语和政府行文中应该规范。“生态”是关系,“环境”是实体,组成“生态环境”确实不妥。应该改为“生态与环境”,科学用词必须明确,不能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生态环境”一词从词汇结构上有三种理解：并列结构、偏正结构和其他结构。这很容易引起歧义。所以对“生态环境”可以理解为：由生态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或是生态与环境。作为政府文件或科学用语应该避免语言的泛化,使一个词有不同的内涵。在政府文件和科学用语中,为避免歧义,应该使一个词的词义上有惟一性,并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二、关于“生态建设”一词。“建设”有两层意思,一是指construction,是对有形物体而言的,另一层意思是对无形的事物而言的,如政治制度建设。“生态建设”从广义来讲也不错,是可以使用的。     

我对“生态环境”及“生态建设”两词的看法

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初期,审定专家们对生态学名词的选定原则,曾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系统收录生态学科专有的、常用的,并有科学内涵的名词,由于近十余年生态学发展迅猛,产生了大量交叉科学和边缘学科名词,要收录能反映当前生态学学科发展水平的新词。”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在2002年7月召开的审定专家会议上,对初步选定的14008条名词,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大家严格按照“选词原则”从中只选定了4082条进行释义。此后,经过各分支学科组审定专家及评议专家们进一步筛选,确定为3735条。在这过程中,大家“心照不宣”地,始终未将“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两词选入“生态学名词”,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生态环境”一词的科学内涵混乱,将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捆绑在一起,人为地混淆两个本来就不同的概念。尽管生态学和环境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生态学属于生命科学,而环境学属于地学范畴,它们可以交叉,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融合,但决不会相互取代;二是该名词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英文译名,按照定名应遵循的单一性原则,一个概念应确定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规范的英文(中文)名。我们查遍国外英文词(辞)书,未能查到“生态环境”相对应的英文名词;三是该名词已进入宪法和国务院文件。但是,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在自编的《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讯》2003年第9期的“争鸣”栏目中,发表了审定委员陈永林研究员的文章：《我对“生态环境”一词的理解》,对该词提出了异议。关于“生态建设”一词,也未收入《生态学名词》,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审定专家难以对该词科学性作准确的表述;二是尚未找到相对应英文译名,如ecological construction或eco-construction,以及ecological development for human environment的译法都不确切,要么是中国人自造,外国人不懂;要么是我们将外国已有明确科学内涵的名词(词组)硬安上中文译名;三是“生态建设”易对群众和领导(尤其是对素质不高,胆识过人的基层领导)起误导作用,打着“生态建设”的幌子,干着破坏生态系统的实事,可谓比比皆是,让人痛心疾首。这是由于“生态建设”这个词极易突出人的主观意志,而往往忽略了按照生态系统自身规律进行所谓的建设。而生态学本身已有一系列科学的名词,如生态恢复、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等名词,准确而科学地指导人们去处理受到人类破坏的生态系统,如何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去恢复、修复、甚至于重建生态系统。总之,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多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少一点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保护我们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会有莫大的好处。我于5月17日参加了由全国名词委召开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研讨会,切身感受到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登高一呼的感召力,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的民主包容的作风和与会众多专家的启示性发言,使我受益匪浅。为了使这次讨论能持续深入,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一)不急于求得共识,让大家多发表意见;(二)讨论形式多样化,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以会议形式,发表口头见解;(三)对一些已取得共识的名词,也不急于进入《生态学名词》,可以放一放,等一段时间,成熟了,再选入。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见解,不揣浅陋,写出来与大家切磋,祈望能使生态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更上一层楼。     

“生态建设”这个词是可以用的

“生态环境”四个字连起来用是不恰当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当然也不宜使用。但“生态建设”这个词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我们进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时，就用了这个词。我们专题的名称就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科技问题”。“生态建设”一词若译成英文应该是“ecological restoration”。其内涵包括了修复、重建、建设等概念，比“ecological construction”要宽泛一些。后者一般仅指工程建设。有人认为提生态建设就会鼓励人们搞人工生态系统。有人认为提生态建设就会鼓励人们搞人工生态系统。实际上，人工生态系统建设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黄土高原，有些陡坡当然要靠自然修复，但是很多地方只能靠人工修复，如建梯田、种草、造林等。又如，北方冬春草场很少，就必须建设人工冬春场草地，以适应现代畜牧业的需要，使冬场和夏场能够平衡起来。这是放牧业必须走的道路，必须要建设。再如耕地都是人工生态系统。不要人工系统，只能都回到自然去，回到原始社会中。中国有不少生态问题，有很多退化生态系统，如果没有人工的建设，不建立一系列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在有一种观点，凡是自然的，都不能动，动了就是不符合生态原则。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不必辨清“生态环境”是否科学

“生态’指主体与主体外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关系。“环境”指主体外的客观环境(过去指物理化学环境，现也包括生物因子)。因此，两者概念完全不同，说：“生态环境”是概念重复或大致重叠，是不对的。说由此“生态环境”一词不科学，不能用，也是不对的。我从来理解“生态环境”一词，就是“生态和环境”，或“生态或环境”。     

从遮蔽到彰显生态存在:生态意识新进展

生态意识来源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存在,特别是基于生态存在的生态实践活动及其实践活动的生态化。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生态意识表征从传统意识遮蔽自然向现代意识彰显生境的时代转换,其深层实质乃是关于人们的生态存在的观念反映。不是人们的生态意识决定人们的生态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生态存在决定人们的生态意识。     

浅析"生态"内涵及主体的演变

本文详尽论述"生态"内涵以及主体的演变过程.阐释了"生态"的内涵经历了由"关系论"到"和谐论"、"生态"主体从生物有机体到人类的演变历程以及相关原因.     

循环经济的生态哲学意蕴探析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作为一种先进的生态世界观，以人与自然界关系为基本问题，提供认识世界的新的理论框架。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石，根据循环经济发展过程的现实，力图站在新的理论高度把握循环经济发展的本质与核心，探究循环经济发展的四重维度；科学技术范式的生态转向（知识维），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向（生产维），政治制度的生态转向（制度维）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生态回归（文化维），从而揭示循环经济发展的动态模式。     

西部少数民族宗教的生态观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

西部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的生态观之关系密切,西部少数民族人民对西部生态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西部大开发应该充分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宗教生态观,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发挥作用。     

从价值论看"生态人"的合法性

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要求人类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生态人”的合法性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三个层面的价值观论证表明：当今时代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价值观，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人”。     

第一生产要素:形成生态环境危机的关键因素

人类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人类过度的生产活动造成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产方式又是由"第一生产要素"决定的,由此得出一个推论:"第一生产要素"是认识生态环境危机是如何形成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逻辑推理和人类发展历史的实证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特征,并提出了现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应面对的不同问题.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

弘扬经济理性,对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人类也付出了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沉重代价。人们在反思经济理性的过程中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何谓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要求我们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从经济理性走向生态理性。弘扬生态理性,将人与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统一的整体,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内涵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近20年来生态环境一词在社会上和国内外的使用情况，讨论了其科学内涵。认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文章还论述了生态建设的涵义及其在实施科学发展观、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生态安全的现状和对策

生态安全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因生态失衡而导致的破坏或威胁。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生态安全问题的产生，研究了其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分析了生态安全的特点，探讨了应对生态安全的措施。     

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整合

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人们对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不同的评价值。由于发展经济的巨大张力和脱贫致富的巨大压力,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牺牲生态效益来换取经济效益。从欠发达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造就新的更有利可图的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精神,是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整合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