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星随感”到“圆照周览”——钱钟书文学批评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从《小说琐征》到《管锥编》,贯穿着钱钟书始终如一的立足文本、矢志创新、连类打通等批评旨趣与理念,但也呈现出些许嬗变：由早年纯文学范围内“零星随感”式的“谈文论艺”,逐渐上升到了对人类文化“圆照周览”式的整体反思与批判,兼融文学与文化;由专注于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逐渐重视对外部规律的研究,兼顾审美与人生;由对批评理论的相对轻视转为重视,兼及实践与理论。     

文化诗学与明清小说研究——兼评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

文化诗学是20世纪末美国学界兴起的对文学文本及文本生产展开双向阐释的理论研究方法。《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即是文化诗学方法论影响下的古典小说批评实践尝试，从文史互文、城市市民文化图景的呈现、文学的社会能量流转等视角，探讨了明清小说创作对历史叙事的超越。     

空间批评和文化意义生成

“空间批评”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空间转向”背景下,以新的空间观念为前提,实现文学研究批判功能的一种新型批评形态。其在融合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吸收了第三空间、文化身份认同和女权主义等后现代文化理论。空间批评强调对丈学空间的文化解读,关注现代性所造成的空间与文化政治的融合。其从后现代美学和文化角度阐述了文学批评的多维属性,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     

也论《世说新语·文学》之文学观——附论支遁在《世说·文学》中的形象

《世说新语》之“文学”门,可明显地分为两部分,即学与文。“学”是指博学经典子史,“文”则更多地与现代概念的文学相一致,表现出“纯文学”的特征。而从“学”与“文”所涉及到的一些审美概念来看,此二者又有一定的交叉性,这或许能解释“文学”门中“文学”的含义。支遁在“文学”门并不涉及纯文学形象的范畴,而这种形象很可能会影响到后人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     

新批评“张力”说的再阐释

“张力”说是退特提出的一个批评范畴，它后来成为新批评美学中最重要的批评术语。对这一批评范畴的剖析，有助于对新批评（包括整个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解。从“张力”的词源学考证着手，具体探究了“张力”由退特的原义向新批评文本层面的拓展，及其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延伸。     

并非“多余”的话——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解读

在反思“纯文学”的问题中，不能仅仅以文学为中心来讨论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纯文学”的观念，或者通过揭示文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不能面对“纯文学”所带来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临终遗言《多余的话》的细读，认为在瞿秋白看来，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出现了问题，所以，这里的“文学”不过是在“政治与文学”的二元结构中凸显政治困境的他者，或者说文学比政治更“政治”。     

文学翻译批评范式论

本文从文本意义角度入手，探讨了文本意义阐释范式与文学翻译批评之间的关系，并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阐释的合理性才是文学翻译批评的有效途径。     

批评的转型：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

随着社会时代的飞速发展，当下文学批评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文学批评已经不再停留在文学文本的研究，而是转向政治、经济、社会的宏观研究，文化批评逐步取代了文学批评。这种转型是多种舍力的结果，表现了新语境下的一种历史的必然。     

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

现代传媒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其影响力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与诗学事实上的传播学转向，使“主体论文艺学”渐次式微，也使“诗学重构”必然成为媒介时代的诗学策略。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泛文学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的操纵作用愈益彰显，文学的媒介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走向媒介诗学”，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透视当今“纯文学”

“纯文学”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颇多的争议，这些争议既包含有纯文学本体上的论争，也涉及到与纯文学相关的文化、哲学、美学、语言学、历史甚至宗教、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异议。本文把纯文学具化为“内环境”和“外环境”两部分，并试图从美学(狭义上而言)、语言学、哲学、历史(广义上而言)和社会等五个范畴入手来粗略地考察其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态势。     

文本意义的建构模式

文学是主体对生活的的摹仿。后现代主义文学提出的“文本之外,别无它物”和“互文性”等观点挑战了传统的文本观。文学摹仿生活的观点似乎走到了尽头。文章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也是对生活的摹仿。只不过,后现代主义的生活具有“能指即所指,文本即生活”的特征。根据文学语言的主体间性就是文学的主体性以及二十世纪的批评理论提出“阅读主体和阐释主体通过文本进行历史性对话”和“文本的历史性意义是文本系统和阅读主体的历史性阅读的产物”,试图重建文本意义。     

老舍作品中“京味儿”的文化蕴含

试从“文化蕴含”的广角，对京味儿文学予以观照，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探讨京味儿文学的历史成因和三个文化层次。其中论述了“一种地方特色的‘味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文化特征的体现”，在构成“味儿”的诸因素中，“人是文化的结晶”。高层次、高品位的京味儿文学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塑造既具有地方性格特征又具有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形象上。指出了老舍的创作即是京味儿文学“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追求；并从老舍特殊的文学地位中进行了多向性的文化思考，得出了老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量级的京味儿文学作家的结论。     

论纯文学期刊的通俗化走向

论纯文学期刊的通俗化走向戴庆钰经历了十年“文革”，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一大批纯文学期刊创刊或复刊了，文学期刊的园地显得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当时的中国文坛，纯文学期刊占绝对优势。８０年代中期，文学新刊纷纷破土，新创刊的文学期刊不下６０种之多，出现了文学...     

比照文化元典的实用选译与文学经典的艺术迻译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由佛经翻译的繁荣到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普及，曲折多姿的千年翻译史基本上都是文化交流性质的翻译，极少纯文学性的翻译。文化文本的传播、文化元典的翻译影响较大，因为经书典籍可以作为实用性的工具通过传教士、汉学家们有选择性的节选、翻译加以利用而远播海外；诗歌之类高雅的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则迟缓得多，往往经过或间接或隐曲的艺术变形、适应、迻译得以传承。这种翻译现象无疑是由为当下的时政服务的翻译目的决定的。本文通过简单对照文化元典的实用性选译和文学经典的艺术性适译，以及这种先后历程阐明翻译目的论规范下的翻译发展。     

论新时期之初文艺思想解放运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上，具体论述1977－1979年间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关于“伤痕文学”、“向前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三场文学论争，梳理其中规律，批评从政治到文艺的“两个凡是”。     

历史哲学与文化诗学——对现代历史哲学叙事模式的文化分析

无论是循环论的历史观,还是进化论的历史观,历史的哲学从来没有绝对的停滞,有的只是一时的困境。进步的观念是现代历史思维核心观念,它影响了现代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近现代历史叙事思维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崇拜到文学崇拜的过程,这是后现代条件下历史叙事最可能的表达方式。它打通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界限,回避了自我塑造的激进的审美乌托邦,又自觉地认识到历史文本的阐释性质,把各种边缘的文化视野也纳入到历史的文化阐发中来。     

“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语中的三种型及其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经历大变革的时代,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及共和国成立后政治风云激荡,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生成演变的重要社会背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价值观的制约,及俄苏诗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复杂影响,社会历史批评经历了从多元批评范式到单一模式化,从主流批评上升到主导批评的历史变 迁,本文仅以政论批评,认识论批语和主体批评等“社会历史批评”的三种类型为样本,粗略色勒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演变轨迹。     

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思潮，翻译这一术语得以重新改写与界定。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语境视阈下，分析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从文本的择取到文本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翻译动机到翻译成品的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下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纵。因此，只有当译者在认同主流文化趋向的前提下，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充分显彰。     

从“伦理价值批评”到“文化人类学知识建构”——“文学终结时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形态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文学终结时代”,不同于过去.时下,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工作者正在积极规避传统“伦理价值”批评范式,以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图像理论为主要载体,通过现代“文化人类学知识建构”,开阔批评视野、拓展批评深度,增强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