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旅，抑或流浪之歌——从流动的角度看“农民工”

“民工”作为空间移动的主体,流动的基本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这种流动的发生有着清晰的政治经济学动力,但是并不存在赤裸裸的纯粹的经济关系,文化或欲望的动力学不在经济学的周围或背后,而是与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具体地说,这种流动过程必然携带着流动者的情感与记忆,而历史建构出来的关于农村与城市的想象也形塑着人们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和民工的自我想象。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包括笔者和本文的读者）,关于农民工的想象和理解无疑通过这些大众传媒的中介或者说过滤,本文主要分析近期大众传媒中关于民工的表述,来呈现作为流动主体的民工在社会想象中的位置。     

历史记忆的重组与没有乡愁的怀旧——从文化研究视角评电视连续剧《大工匠》

《大工匠》所带出来的与“工人”有关的红色年代的叙述，只是“一种”关于红色年代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那些具有高尚人格或者说正直的人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时又置身于那个时代之外，这里的“红色”已经清除掉了那些关于革命、阶级的“不协调”想象，正如“大工匠”所象征的技术含量，使关于工人阶级的叙述牢固地附着在仅仅与生产有关的层面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与红色有关的故事，也仅仅或只能是一种“怀旧”罢了。     

并非“多余”的话——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解读

在反思“纯文学”的问题中，不能仅仅以文学为中心来讨论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纯文学”的观念，或者通过揭示文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并不能面对“纯文学”所带来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临终遗言《多余的话》的细读，认为在瞿秋白看来，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出现了问题，所以，这里的“文学”不过是在“政治与文学”的二元结构中凸显政治困境的他者，或者说文学比政治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