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提与西域流放者生命意识差异研究

西域流放是封建统治者迫使“带罪”的个体生命,在严酷自然环境中的“死亡迁徙”,这构成了“流放—西域—死亡”的生命悲剧“话语链”；而同处一方且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阿凡提故事,则以浓郁的本土气息构成了另样的“生命话语”之链:“阿凡提—西域—幽默和笑话”,它表现了对生命的乐观、豁达、淡然.但作为中心的“西域”,却以其空间的特殊性,把这些纷繁复杂的生命现象在矛盾对立中构成了一个整体,使现实中不同样态的“生命话语”被抽象为一种时空“此在”,这不仅增添了它的思辨性,而且使之更趋丰厚.     

生命的虔敬与疏离-土家族文学“灵物母题”的叙事解读

文章以土家族文学的“灵物母题”为对象，以叙事学方法为主要的理论方法，融合神话学和文化学方法对其进行叙事解读。作者把“灵物母题”分为有着历史延续关系的三个亚型：水杉救世型、马桑受罚型、图腾隐寓型，其特征的文化本质是土家族人与灵物关于生命同质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深层对话。具体内涵为：虔敬自然的主观回应；深刻理解自然的顿悟与达观；反省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强化人类生命而疏离自然生命所导致的双重生命悲剧，既是自然生命被摧残的悲剧，也是人类生命作为暂时的胜利者而正面临的无法超越的生命悲剧。     

中国传统学术视阈中的历史与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梳理与辨析历史和历史哲学的内涵与外延。考察历史一词的多重含义；指出西方历史哲学乃根据对历史的两分法，即历史事实和历史著述，而有“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对历史有一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认为史义即为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又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     

改革陈腐的政治文化，日本方可柳暗花明

今天日本在亚洲的孤独十分清楚地揭示，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已成为其现实进取的包袱，而现实进取中不舍时宜的价值观又将成为未来发展的羁绊。日本要实现政治抱负，有必要对其政治文化进行一番改革扬弃。日本应不要执迷于“明治情结”；不要再让人民成为“国家怪物”的奴隶；发扬日本文化中礼待他人、善待生命的“和”文化。     

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中的"想象"之维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思想代表了他对以往理性的眷念情结：企图继续完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用“历史理性批判”把理性建立在历史的根基上，为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但在这种理性情结中，他的“想象”论美学思想则代表了他对新时代非理性美学的张扬：把“想象”作为美学的坚实根基。从而呈现生命被遮蔽的价值和意义。这两雏形成的深刻矛盾折射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学在理性阴影下非理性的时代转捩。     

陆九渊诚论的心学向度

陆九渊通过对《中庸》、《孟子》诚论的解读，以“吾之本心”界定诚，诚与本心直接同一，诚被纳入到心本论的心学体系，赋予诚以道德本体的形上意蕴。本体之诚不仅是一切德性的根基和源泉，而且是德性的心灵之根。诚既有了心作为存在的根基，又使心获得了德性的内在规定性。本体之诚从超越、信仰的层面转化并落实于现实世界面体现诚之用，即是“成己”与“成物”，而“成己、成物一出于诚”，没有体用之分，诚本身就是即体即用的范畴。     

“读者”概念的历史演进

广义“读者”与狭义“读者”之间，存在着渐次清晰的历史演进走向：由对自然之物（天地万物，星辰宇宙，乃至人自身）的阅读，到对人为之物的阅读；由政治性、宗教性的阅读，转向审美性的阅读；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选择；由群体性的行为到个体性的行为；由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的普及过程。     

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达－－对喜剧性自然意象双重艺术内涵的考察

民胞物与。物与，是杜甫仁学精神的合理外推，而同时，大自然以其所涵载的宇宙生气昭示着人类生命应具的秩序，诗人在其诗作中以喜剧性（自由）自然意象展示了这种心灵与自然双向交流的形上内涵：自然对生命的启示，在自然的映照中的对人生悲剧的理性观照与超越要求，对“天人合一”的体认，是诗人宇宙化了的泛人性（“本善”）精神。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历史、自我与女性文本

９０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引人注目，其主导倾向是对“革命史诗”的重新叙述，但女性文本中的“历史情结”源于性别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识的深入。本文通过对赵玫、徐小斌、王安忆三部长篇的解读，描绘了当下女性写作中试图将“自我”与“历史”合一而又难以达成的状态     

世俗时代文学空间的再拓展——评《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

就中国的历史情境而言，与我们擦肩而过的20世纪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世俗化浪潮跌宕起伏的时代，而这一历程的演变又显然集中在“城市”的地域空间和精神空间内完成。于是，对百年以降市民文化与文学之相互关联和流变轨迹的考察，便为我们洞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奥秘”提供了一种契机(或者说视角)；而且，置于文学的阈限之内，这种     

中文大用论

人谓中文无用，吾谓中文有大用。中文者，中国语言文学之简称也。或曰：“治中文者，不过咬文嚼字、摇唇鼓舌而已矣。奚何用之有！”曰：“不然”。凡人处于世，须有表心之术与心之实。中文有修辞有文法，表心之术实寓焉。且先贤有云，文史哲不分家。如是，则文非徒谓语言文学也，亦史也，哲也，心之实亦寓之矣。治中文而有成，则有表心之术以明心迹，有数千年人物事迹以知未来，有哲人之智慧以处于世。故可以上匡国、下利民、致君尧舜。治他科者不然。治历史与哲学者次之；治算术与外语者又次之。其治历史与哲学者，胸怀往古与先贤知慧，却…     

试论唐人的汉代情结在西域的现实对应

汉唐王朝是中国历史最鼎盛的时期,唐人心目中最值得追忆与回应的就是汉朝并因此形成一种汉代情结。这种情结,既源于唐人文教科举中的历史追忆,又与史地交集背景中的大唐气象遥相辉映,更有意义的是,唐人的这种情结在与经营西域方面体现得最充分。     

《庄子》文学观探源

“人”、“物”、“道”标示了庄子哲学观的生存论、生态论、宇宙论三个环节，“人与文”、“物与文”、“道与文”是庄子从其哲学观出发，审视并揭示文学起源的三重维度。与此相应，庄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生存论、生态论及宇宙论的文学观。从生存论出发，文学是对生存的诗性观照，是真人自由生命的映射；从生态论出发，文学是对物性的体认及回归；从宇宙论出发，文学是对宇宙情怀的书写，是向大道的归藏，是天与心的交融。在文学的三维书写中，庄子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就是见证生命的自由。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心境契合——意境浅谈

中国画得益于数千年先祖文化学术相传之精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艺术体系。他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艺术观，使“写意”性成为中国绘画的一大特点。所谓“写意”，是画家在对文化、精神、自然深刻体察基础之上的融会贯通，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的体验。中国画在绘画过程中追求精神上的表现与自然美感之统一，“登山则情满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在自然事物中漾溢着人的情感，“缘物寄情”“情思交融”“意在笔先”，心与境的契合构筑出中国艺术美的最高范畴——“意境”。     

以历史文化为依托开发自然旅游资源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和灵魂。我国的自然景观多姿多彩，历史文化内涵厚重深远。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中，应该重视文化内涵的开发，使之成为一种和自然景观相辅相成的旅游吸引物。自然旅游目的地文化内涵的开发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准确把握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以历史文化为依托，树立自然旅游目的地形象；以历史文化为底蕴，开发自然旅游目的地接待设施和旅游商品。     

积淀于心灵深处的“攀枝花情结”──评“攀钢职工文艺作品精选丛书”散文卷《心灵的回声》

散文集《心灵的回声》所传达的“攀枝花情结”表现为：一是对攀枝花创业时期那段岁月异乎寻常的迷恋；二是对那段岁月的陶醉；三是对作为城市和作为物种的攀枝花的偏爱。只有具有独特意义的“攀枝花人”，他们才会产生“攀枝花情结”，才会感到“攀枝花情结”的产生是自然的，才会认定“攀枝花情结”是有价值的。     

蓝靛瑶的"花"、"斗"人观--那洪村蓝靛瑶诞生、翁花、要斗和度师礼仪的调查与研究

在蓝靛瑶的日常社会中，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通常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为之举行相应的礼式，如诞生礼、翁花礼仪、要斗礼仪、度师礼仪等，以示祝福。通过对各种礼仪的过程及所用祭品的展现，反映出在蓝靛瑶族的深层观念中，“花”是人的生命的象征；“斗”是生命最重要的滋养物；女子在人的生命的“养”中，具有比男子更为重要的地位。     

论元代绘画中的士气精神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异族统治的时代。统治阶级对汉族的压迫，对知识分子的漠视，使整个社会都处于矛盾的洪流中，这些都给文化艺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绘画从“无我之境”转到“有我之境”；由“以物观物”到“以我观物”，也导致个人的自我意识加强，使绘画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心绪表达方式：借绘画的形式抒胸中之气、发心中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