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

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金学智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说：“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①对于诗和画，中国和西方早就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二者的共同性，但西方从莱辛...     

鲁迅诗歌初期的搜集与出版综述

鲁迅的诗，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强烈的战斗色彩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耀着熠熠光华，深受中外读者所喜爱。但因鲁迅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的创作，又因担心旧体诗写多了给青年以不良影响，所以鲁迅所作之诗多为应人之邀、书赠他人。他曾自谦地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是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①这些诗篇绝大部分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所以鲁迅诗的搜集、整理、出版，较之其他文章困难得多。据统计，鲁迅单独发表的旧体诗有：1912年8月21日在绍兴《民光日报》上发表的《哀范君三章》，1931年8月10日在…     

善教者善留白

“留白”，是中国书画艺术中的一种表现手法。书画中的留白，让人觉得妙趣横生，达到“意无穷”之境界。而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课堂教学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留白。教师也可以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讲究“留白”的艺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     

独幕剧教学中的留白

顾名思义，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比如画画，画画需要留白。艺术大师往往都是留白的大师，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宽。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只见一幅画中，一只小舟，一个渔翁在垂钓，整幅画中没有一丝水，而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满幅皆水。与人以想象之余地，如此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正所谓“此处无物胜有物”。     

线：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中国古代艺术之“线”的审美考察

中国古代艺术是“线的艺术”，与西方艺术相比，具有典型的意义。可以说，“线”性特征是中国古代艺术最大的形式特征。“线”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具有多重审美特性，本文从情感性、装饰性、时间性、时代性、民族性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认为正是这些审美特征使中国古代艺术之“线”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

《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结构安排、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直而不野”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古诗十九首》从属于广义乐府、叉与文人创作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直”突破了“诗骚”的传统，保留了汉乐府言世俗之情的特质，《古诗十九首》的“不野”叉将文人的深邃和精致融入民歌中。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文人诗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诗式》和《韵光》－中、印诗歌艺术理论话语的嬗变

中国和印度的诗歌艺术理论最早都是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婆摩柯的《诗庄严论》,檀丁的《诗镜》等诗歌艺术理论都使用语言学话语。以皎然的《诗式》和欢增的《韵光》为标志,中、印的诗歌艺术理论形成了以诗学话语建构的诗歌艺术理论体系。中、印诗歌艺术理论话语的演变,反映了诗歌艺术理论发展的某些规律,其异同与它们的文化传统,语言信仰和思维方式等有关。     

说“蓑笠”、“製”

说“蓑笠”、“製”李宪国蓑笠，是专用于风雨中劳作的雨衣，今日常见。它也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古代的雨衣。“蓑”，本作“衰”，《说文》释为“雨衣”。古已有之。《诗·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何”即“荷”，披戴。“猴”，干粮。此言牧人风雨...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论《范进中举》的讽刺艺术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文言长篇小说的高峰。鲁迅先生曾盛赞《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为毕露，足称讽刺之书。现就《范进中举》一文的讽刺艺术简单分析如下：     

诗言外交

外交本是一门讲究含蓄的艺术,以诗来言外交,其含蓄,其深邃,其哲理,或许比常规的外交方式更胜一筹。人们常说“诗言志”,殊不知诗还可言外交。外交本是一门讲究含蓄的艺术,以诗来言外交,其含蓄,其深邃,其哲理,或许比常规的外交方式更胜一筹。我国春秋时,使节必须会《诗》,所谓“达乎诗而使”。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当时,熟悉《诗》是使节一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皎然的诗"境"说

皎然的诗“境”说对中国意境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诗“境”说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情与景、情与理的融合。而深层结构是在表层结构的基础之上，力求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王燕玉诗词选序

王国运湘绮先生《论诗法》中说：“非积二、四十年．不能尽知主人之工拙．以三、四十年之工力治经学．道必有成，国道通诗，诗目工宾”。又说“若性好又采，乐于吟咏，则由诗悟人，亦自捷径，而非可强求也．”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王燕玉教授的《控馆诗存》和《偶总词存》，再看他成稿的《中国历代诗选人《中国历代词选》、《中国历代文章精选》、《中国历史要籍介论》、《中国书法家传论》和已出版的《贵州明清文学家人《中国又献学综该）、《通鉴黔事辑还》和《贵州史专题考》等多部专著，这些硕果累累的成就，都是几十年沉潜于经史子集，…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简论我国边塞诗的发展脉络

在我国诗歌史中,边塞诗独树一帜,前人说:“边塞诸作,矫然独异”(沈德潜《古诗源·例言》),故边塞诗早为古代诗论家所重视。钟嵘《诗品序》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一去忘返……”皆概括了边塞诗的主要内容。殷潘《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诗说:“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戍旅”;严羽亦曾云:“唐人好诗,多     

顾炎武常化用杜甫句入诗

林柏彝《射鹰楼诗话》谓：“昆山顾先生亭林古近体诗，沈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余最喜其《海上》七律四诗，云……。四诗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不仅在《赠邬处士继思》中说：“年年寻杜甫，一过浣花溪”，     

《文选》“杂诗”浅析

“杂”在文学上一般表示内容的博杂，《文选》首次专立“杂诗”一类，历来被认为内容庞杂而不受重视。文章首先对“杂诗”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界说，指出其“诗题”和“诗体”的两重含义，通过分析《文选》“杂诗”的著录情况，进而探究此类诗歌独特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