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文人的居士文化现象

居士,专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宋代称居士的文人有共同特点:有着坎坷的出仕经历,思想上经过了一个由仕到隐的变化;为居士之初,大都有明显的个性和行为特征.从白居易始,居士思想逐步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人处世观念:固守道德防线,崇尚自我价值;坚持修身、养性、致心,却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坚持仕隐对立.他们失落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却为后世树立了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论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主题

南宋遗民词人隐居生活实践中各式各样的活动，为他们的交游唱和词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表现了他们隐居实践中多方面、极其广阔的生活内容。他们主要从咏物寄托、故国故人之思、隐逸之志等三个方面阐述了他们交游唱和的主题。     

论王阳明中后期的隐逸情结及其进退之道

王阳明在“阳明洞”隐居修炼后虽然表示要放弃遁世隐逸之念，“复思用世”，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此真正放弃。相反，王阳明一生始终有较为浓郁的出世归隐之愿，它不仅成为其一生中的经常性的生活实践之一，而且已被当作其一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已形成为一种终生具有的“隐逸情结”。阳明中后期之隐及其进退之道可谓具有超世而不离世、绝俗而不离情的特征．具有融合儒道的意蕴．体现了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观，也更为典型地表现出了其内在性格中的出世一人世的既矛盾又互补的性格结构及其潜意识中介入与超然的矛盾张力。     

导向的手段──“导向学研究”之九

导向手段是指导向行之有效的方法，主体借助于导向手段，能产生牵引客体认同乃至行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主体的权力、权威或者导向信息、导向载体的作用，而是指手段本身的作用。导向手段主要有以下五种：述理，感染，激励，约束，惩罚。五种手段各有其特点和适用面，主体可据客体实际而择用之。     

导向的手段：——“导向学研究”之九

导向手段是指导向行之有效的方法，主体借助于导向手段，能产生牵引客体认同乃至行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主体的权力、杩威或者导向信息、导向载体的作用，而是指手段本身的作用。导向手段主要有以下五种：述理，感染，激励，约束，惩罚。五种手段各有其特点和适用面，主体可据客体实际而择用之。     

冯玉祥“隐居”泰山探源

爱国将军冯玉祥1932年3月、1935年10月两度“隐居”泰山,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了解冯玉祥何以到泰山“隐居”,对于正确认识曾长期羁螈于军阀营垒的冯玉祥,如何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最后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隐居”是冯玉祥避开矛盾焦点,总结经验教训,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探讨革命真理,锤炼革命意志,为实现“救国救民”宗旨继续奋斗而进行休整的一种方式,也是冯玉祥“隐居”泰山的基本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隐居”是作为“消极”的代名词出现的,通常是文人雅士之举,武人“隐居”尚属少见。冯玉祥的“隐居”同文人雅土的“隐居”是根本不同的。革命斗争在一般情况下进攻是积极的,而在特殊情况下退却又是积极的。冯玉祥的“隐居”则属于积极的退却,他“一向是以主张实现与否为进退标准的”,“隐居”是在奋斗目标暂时不能达到、革命力量又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避开敌人进攻的锐锋,争取一段时间,总结经验教训,重整内部力量,静待政治、军事形势有利时,再主动出击。这是一种积极的斗争策略。     

如何评价王安石后期诗歌创作

对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后期诗歌创作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罢相后,隐居钟记时期的作品是“闲澹”之作。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将王安石的后期诗歌概括为“皆状闲澹”;《优古堂     

谈资产阶级创造的政治文明

政治明是全人类的创造，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借鉴是普遍的、自然的现象。西方资产阶级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创造了特有的政治明，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明的有益成果，就必须了解其内容，了解其形成和运作的政治化环境，立足现有国情，择其善而用之。     

王维《鸟鸣涧》“桂花”辨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这道诗是王维题《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中的第一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皇甫岳 ,乃皇甫恂之子 ,唐宪宗朝宰相之堂兄 ,不知是不是此人。赵殿成认为皇甫岳的云溪别墅可能就在终南山一带 ,我同意这个说法。这首诗虽是题皇甫岳园林之作 ,但情趣、风格却与《辋川集》这组诗完全一致。《辋川集》是王维在四十多岁后 ,在长安东南不远蓝田辋川 (与终南山相连 )买到一份产业后 ,隐居于此 ,与裴迪一唱一和而结成的。他虽隐居 ,但他到死都在长安做官 ,过着亦官亦隐的混世生活。在他隐居…     

从认知角度探析政治演说中的隐喻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思维方式。政治演说常借其来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该文以布什总统2001年的就职演说为例，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探析政治演说是如何借助隐喻达到向听众宣扬政治主张，使他们信服并按演说者的意图采取行动的目的。     

唐代谏官制度探析

作为君主专制自我调节机制的言谏制度，谏官机构是唐代监察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谏议并非一种政治制度，其御用性和依赖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构成对君主的监督与制约。文章采用结构功能主义．从规范与实证两个层面对唐朝谏官制度进行了探讨。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鸳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     

论专制皇权制度下的明代阁辅严嵩

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较有作为的一个。在专制皇权制度下，严嵩被迫与群臣一样献媚君上，对世宗的失德失政行为不敢大胆诛阻，甚至被迫代为推行，但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严嵩时常委婉地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世宗沉迷声色不理朝政的情况下，严嵩并没有象其它许多官僚士大夫一样碌碌无为，甚至愤而辞官离去，而是恪守忠君之道，代行积极有为之政。他倡导节俭，与民休息，反对大兴土木，御虏抗倭，为明王朝惨淡经营了二十年。由于严嵩要有所作为，就必然要干预六部的事务，尽管他始终小心谨滇，仍不可避免地触犯了皇权，而遭到群臣的非议弹劾，当年老不济时，即被专制皇帝无情地抛弃。     

严嵩与明代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兼与朱声敏先生商榷

赞同朱声敏先生所说“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最重要的抗倭将领”，但不赞同他把胡宗宪的抗倭功绩与严嵩、赵文华完全撇开。严嵩、赵文华与胡宗宪相结识并不只是依靠贿赂或权力的相互利用，二者应有抗倭思想一致、意气投合的因素。严、胡关系并不是“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的关系，而应是昏君在上，将相协力为之治理江山的关系。严嵩、赵文华对抗倭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平倭可以说是他们政治业绩上最突出的亮点．     

巴蜀汉阙的历史文化考察

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保存完整而又最为悠久的地面建筑.阙建筑之所以在汉代盛行,主要是它蕴含了深刻的符号学意义:一是表示等级观念,即立阙的墓主一般是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二是天门的象征,是人升入天界的门户.宫中建阙除蕴含宫殿是天帝子孙居所的意义外,还寄托了皇帝渴求长生不死的思想.而当时社会墓阙林立,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助人升天的工具.     

爬梳唐代长安籍文人

新旧唐书《文苑》、《文艺》所传之人有101位,他们仅是“以文名世”的文人,其地位略高于方技、隐逸、列女、蛮族、逆臣;其中九位长安籍文人,均在唐代政府不同机构中供过职,但都未能显赫。他们是缺乏显赫政绩的文化“闲人”,可是又毕竟在长安营造出一片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天空。     

蜀中四大才女声名背后的苦痛透视

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黄峨四人因地域关系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她们以自身独特的文学素养和人格魅力名噪当时,且为后人所推崇。但在其光鲜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无尽悲痛凄凉,那份凄苦孤独又有何人知,只能将其化作灵性的诗句聊以释怀。     

画眉楼上愁登临——宋代女性楼意象词与男性闺音楼意象词比较

比较和分析两宋时期楼意象词的两类词人及作品，认为“闺音原唱”（作者为女词人自身）楼意象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而深刻：闺中思妇的孤寂、愁苦、怨艾、无奈，亡国宫女及被掠民女的思君爱国、慷慨贞烈，底层歌妓的爱情追求、辛酸绝望；而“男子作闺音”楼意象词内容单一，情感看似浓烈实则肤浅：楼中女子的浓情蜜意；独守闺房的思妇情怀；盼望与失望的情感交织。     

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及相关因素研究

本研究以幸福感、孤独感为指标.对德州市区251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老年人心理健康处于中上水平,大多数老年人幸福感较强,孤独感较少.随年龄发展,老年人幸福感差异不显著,而孤独感表现出年龄差异,70岁以上老年人得分水平低于其他年龄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系较密切的因素主要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受人尊重、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经济状况、职业、参加活动等,而性别、子女人数、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系不大.     

鬼谷子其人其地考

就鬼谷子是人而不是仙 ,其隐居讲学之地在河南省汝阳县云梦山鬼谷村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