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世纪文学”绝非一个望文生义的时间概念，其文学史意义在于可以借助它从当代文学清晰地划分出“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段。这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从历史起源来看，“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一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命题。     

意义追寻与审思：云南民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文化研究与云南民族文学意义追寻

主持人语：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原生写作的佐证与支撑。这正是我们思考云南民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关系的起点。在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的云南,自20世纪以来,     

回首百年、继往开来、共同开拓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巴蜀作家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6年11月18日至19日,由重庆三峡学院主办,重庆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协办的巴蜀作家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三峡学院举行。来自全国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创作界的80余名专家学者和作家诗人出席了会议。在会议开幕式上,重庆三峡学院副校长胡继明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并简要阐述了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目的与意义。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重庆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主席吕进教授和中南财经大学世界华文文学     

现代性与审美性的交相辉映——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路的更新

教学活动是文学研究和承传的独特方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已近八十年的历史,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总结这门课程的教学历史时,它应该纳入文艺学的范畴而非历史学．从而更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思路。即在学科名称上沿用“中国新文学”的最初称谓,在学科含义上紧“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文学性质上突出“审美性的根本要旨”;在文学分类上摒弃传统的按体裁的“四法”,而将这一百年的文学分为“使命文学”、“情趣文学”和“新锐文学”;在教学上以历史走向为背景、以关思潮为依托、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和以读者接受为重点。     

文学类型化探析

类型化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文学类型化有着多方面的动因:一是文学类型化有着传统的原因;另一原因是电视叙事的类型化和电视叙事作为儿童“元叙事”而导致儿童对类型化文学的接受。此外,文学类型化与大众文化盛行及文化产业化、文学商品化有关。文学类型化可能导致文学成为模仿写作和商业化写作。     

在“离散”中寻求“认同”——新时期文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性”其实和编辑有很重要的关系,是被编辑生产出来的“文学性”。20世纪80年代更可以看出编辑的特点,编辑有意识地编发文学作品以表达自身对于文学的看法。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可以拓展,应该把围绕作品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来。 从“新时期文学30年”甚至是更广阔的“当代文学60年”的角度来看,其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作家面临15年的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前的所有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作家如何来把握这一变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程度,这是过去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种离散的经验,即我们的经验分崩离析了。这种离散的经验也成了“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之后怎么办？这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今天很难在已有的艺术形式和人的内心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关系,值得去思考。恐怕我们过去的审美经验、文学经验都要发生变化和修正。 “新时期文学30年”或者说“当代文学60年”是个比较完整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的文学是否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文学的出路又在哪里？还有多少可能性？无论是作家面对的生活世界,还是作家自身的状况,媒介的条件等等,经过了最近15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每个人都需要认同,你的认同依据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找不到了。而如果回顾文学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文学不完全是追求艺术性、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提供了人们认同的依据。我们今天讨论“新时期30年”之后的文学怎么走,实际上也是讨论     

关于性别视角结合于地域文学研究的思考

文学的性别研究是以文化研究为根基的一种“性别诗学”，建立在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基础上的“地缘诗学”是文学之文化研究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在文化研究这一宏观学术范畴中，性别和地域的视角、方法完全有可能结合于文学研究之中，性别的思考和地域的思考可以在差异性的寻求方面达成默契。将性别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地域文学研究，是在性别诗学和地缘诗学相结合的层面中开辟多元一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关注地域文学的“性别书写”可以有效地整合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和地域研究，成为开展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场域。     

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到了大众教育的时代，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科通识教育之基础，必然需要对其知识系统和功能价值进行新的认定。文章对“文学”的概念进行反思，运用比较文化视野来观照文化的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性表述对文学生态的形成发展与互动共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也引出与之相关当代社会文学生态的诸多话题，甚至为一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打通提供新思维和新理念。     

世纪末中国文学病态论

本文以宏观和俯瞰的视角,对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状况作了一次回观和审视．对文学发展中呈现出的诸钏病态提出了尖锐的、中肯的批评,如文学对“道”的放弃,文学家中缺乏“思想者”,文学创作对“底层”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注以及女性文学内质的退化弱化等等,并对其产生的恶果及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指出文学家在面临危机与挑战时应有的姿态与选择,指出文学的生存发展除了受到社会外力的作用外,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文学研究:从"女性"到"性别"--"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学术研讨会述要

2005年10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学术研讨会,是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取得显著成就、亟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以"文学与性别"作为主题,就"性别与相关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性别审视"、"现当代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模式"等话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讨和交流.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关于“新时期文学”与人道主义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可以指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政治家口号下的文学写作；它也可以指涉“创作自由”、“人道主义”、“新启蒙”、“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等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们的倡导。它可以用来概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也可以用来概括“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处在“新时期”。组成我们现如今的广泛的“共识”，广泛“认同”的观点，都是由“新时期”来提供的。90年代以后，往往是对80年代某些观念的强调、延续或者以此为基础的推断。“新时期文学”的最基本态度还可以用这几个概念来描述：“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文学独立”。人道主义精神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强音，也代表了1970年代末以来文学的最感人最健康的声音。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文学资源，“新时期文学”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极左”政治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旗帜上有“自由”、“博爱”，却鲜有“平等”。人道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转型”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一致延续到1990年代。但是没有对平等价值的奋力追求，又何来人道主义呢？而人道主义者的现实和历史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新时期文学”10年盛会那段时间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关于“忏悔”。忏悔在当时的表述下，是对今日之我的肯定，是自我与历史的“切割”。让文学与时代、社会“切割”，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考察“人本身的灵魂”，在这一点上，“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也有所谓“忏悔意识?     

文学媒介化与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

传播视域下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媒介文学化”与“文学媒介化”两个维度。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发现，“文学媒介化”借助于新媒介（网络与手机）得到了大力彰显。网络文学与短信文学既是“文学媒介化”的结果，也是“文学媒介化”的“新宠”。“文学媒介化”不仅使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也使短信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更，从而在整体上促使新世纪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变迁。     

文化研究与云南民族文学意义追寻

主持人语: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     

高师文学课教学的原则与途径

高等师范文学课指的是在我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有关文学基本原理和中外文学史方面的专业基础课程.根据各类高等师范院校的不同情况,其所开设的文学基础课程的科目虽略有参差.但人体均不超出如下范围:①文学基本理论课(包括”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等必修或选修课).②文学史课(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等、③文学作品选读课(往往与文学史课程融为一体).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篇第一册注释商榷四则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注释总的来说是比较准确的，但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该书中篇第一册对“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属国过居延”、“独与老翁别”、“二十三年弃置身”等诗句所作的注释就是这样。     

简论文学人本观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渗透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显著特点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代表作是《论文学的主体性》,它明显受到西方20世纪西方哲学中人本观(受人本观影响的文学“本体论”)的影响。文学的主体性理论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吸取了西方人本观的精华。去除了本体论重形式的不合理成分,把文学的全过程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审美系统,这是中国“天人合一”重整体传统观念的体现,是对西方本体论的借鉴和发展。中国当代文论将走在世界文论的先进行列中。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充满了历史意蕴与人性关怀的一种文学形态,“人文精神”是其内在灵魂,因此,人文精神的渗透与高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重中之重,而一支高素养的教师队伍是做好人文精神教育工作的重要保证。     

文学课的三个侧重点

高等师范文学课指的是在我国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有关文学基本原理和中外文学史方面的专业基础课程.根据各类高等师范院校的不同情况,其所开设的文学基础课程的科目虽略有参差,但大体均不超出如下范围;①文学基本理论课(包括“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等必修或选修课).②文学史课(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等).③文学作品选读课(往往与文学史课程融为一体).     

试析《新青年》的“文化转向”与文学想象

在民初的社会语境中，《新青年》显现出中国政治与文化建构的重要转向，乃至形成与之前历史的“断裂”文化构成，并由此开拓出新的文化政治空间。这一历史性的“文化转向”,建立在将中西架构等同于新旧架构的理路上，也成为了五四一代的基本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表明对文学新的取径思路：以西方文学思潮性的“主义”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将中国文学纳入进化论的递进链条之中，要求文学具有与现实相通的真实感与介入感，要求文学对社会采取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这就奠定了日后五四“新文学”的范式转移与社会功能，赋予“文学”以极为鲜明的现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