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硬骨头”精神的物质基础

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且总是被拿来与当今的知识分子做对比.实际上,鲁迅的这种精神有其产生的物质基础,那就是鲁迅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与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鲁迅在上海期间居住在租界,可以免受国民党迫害;鲁迅是名作家,他依靠稿费与版税可以过上较为丰裕的生活,而不用仰仗任何组织与团体.这些条件使得鲁迅可以仗义执言,不用看人脸色.脱离这些物质条件,一味称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恐怕对鲁迅是一种误解,对当今知识分子也是不公的.     

浅析在高职鲁迅作品教学中如何突出鲁迅的“立人”思想

高职鲁迅作品教学突出鲁迅“立人”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是对高职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在高职校园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渴求,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他们身上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入发掘鲁迅的“立人”思想并对学生进行“立人”思想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要突出鲁迅“立人”思想就要求高职教师吃透教材,改进教法,用鲁迅人文精神武装自己,提高自身素质。     

崇高形象记心间 怀念鲁迅到永远——“另类鲁迅”主题赏练

【阅读导航】我们发现那些批判性、匕首式、战斗性的革命文章大多数只不过是鲁迅先生的游戏文章。在百度里地毯式搜索后,终于找出了这个不一样的鲁迅——潇洒、轻松、生活化的神情气度。我们需要了解很久以来被符号化了的鲁迅。当我们了解了生活中的鲁迅,人间的鲁迅后,我们会更为崇敬。     

评“两个鲁迅”论

毛泽东同志对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近些年来有些鲁迅研究者为了对此有所“突破”，提出了“两个鲁迅”论：有人说：“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存在着两个鲁迅），一个是公开为群体存在而积极行动热情呐喊的鲁迅，一个是私下为个体存在的‘黑暗’和‘虚无’而默默探索且只在自己身上实验的鲁迅”，即“为个人”和“自私”的鲁迅。“这两个鲁迅虽然同为一身，却始终矛盾着”，“未实现统一”，即使是辩证统一观．也无法使其达到统一产关于第一个鲁迅，他们认为多年来鲁迅研究界已将其简化和神化了，“…     

鲁迅笔下的助词“的”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他在翻译过程中,大胆吸收具有丰富形态变化的印欧语系的某些词法与句法,尤其是借鉴印欧语系通过词尾变化显示词类与句法功能的特点,创造性地采用“底的”、“地的”、“的地”、“底地”等复合助词.尽管有些助词由于其书面形式与口语不一致而没能通行开来,但鲁迅这种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与力图丰富与发展汉语语法的胆识与魄力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此外,对助词“的”的频用、叠用,以及将“的”字用于数量词之后和“的”字与中心语组合等等,无疑都显示了鲁迅语言的独特风味.     

“回归本体”的呼唤－评叶世祥《鲁迅小说的开式意义》

鲁迅研究自 8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就。一大批优秀成果 ,不仅为我们进一步解读鲁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也为我们认识和了解2 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学术界为这些研究成果感到欣慰的时候 ,叶世祥却对 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他认为 ,由于受“重内容轻形式”这一思维定势的制约 ,鲁迅研究出现了“本体的迷失”。所谓“本体的迷失” ,在叶世祥看来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们对鲁迅小说艺术性的关注极其不够 ,在研究当中 ,无视或者忽视了鲁迅小说之为小说之根本”。[1 ] 叶世祥对新时期鲁…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家族

鲁迅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独具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人物家族——“狂人”家族。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归为一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特别是命运都有相同之点，即：不满现状，要求改变现实，他们都有一颗不安的心灵。这个“狂人”家族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初期的生活图景，成为历史的真实反映。     

延安时期的“鲁迅”

延安时期的“鲁迅“是透视延安文化历史形成和延安文人思想变迁的窗口,这一时期主要存在着两种鲁迅观。延安文人认为“鲁迅精神就是揭露黑暗追求真理,不怕孤独,即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和批判国民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将自我对“鲁迅精神”的体认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实践中。而中共领导人则更侧重从政治的需要来阐释鲁迅,使得鲁迅逐步被意识形态化,并且通过标举鲁迅的旗帜团结文人以及规训他们的话语方式。     

鲁迅与许钦文——“鲁迅与浙江乡土文学”研究之一

五四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乡土文学”。关于“乡土文学”,鲁迅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已,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这就是说,“乡土文学”的产     

由鲁迅的“立人”思想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觉

“立人”是鲁迅关于现代“人“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一次伟大思考，也是中国知识界一次明确地对自由解放、独立尊严的现代入本思想的呼吁和倡明。与两千年封建王权专制统治下中国读书人的一种对权势的依附性人格相比，鲁迅的“立人”代表了一次伟大的精神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传统文人，完成了自己由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也同时预示着五四风潮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迎来精神自觉的一个新时期。     

我看鲁迅的“硬译”

鲁迅“硬译”观点的提出曾在当时的译坛招来不少的异议,直至今天仍有不同的声音。本文拟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人们的文化心态入手,在对鲁迅的翻译语言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初步探讨鲁迅提出“硬译”的心路历程与其文化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了对鲁迅“硬译”的客观评价标准问题。     

蔡元培挽鲁迅

蔡元培与鲁迅,谊兼师友,交谊极深。1921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长教育部,鲁迅为部员。蔡元培长北大,鲁迅任兼职讲师。宋庆龄和蔡元培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1936年鲁迅逝世,蔡元培极为悲痛,挽以联曰: “著作足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鲁迅旧体诗“点化”探微

鲁迅在旧体诗创作中常采用“点化”的手法。鲁迅的“点化”手法有：1、溶古典诗文的思想、情趣、意境于自己诗作中；2、更换词语或调换句中顺序用于诗中；3、借用；4、点化民谣入诗；5、活用典故。鲁迅的“点化”是对古典诗文的再创造。     

鲁迅文本的时代意义及其解读

当下的鲁迅阅读渐渐远离文本本身.回归文本本身、还原鲁迅自我,是正确解读鲁迅文本的现代意义的惟一方法.从鲁迅作品中选取“黑夜”、“人名符号”、“知识分子”和“乡村”四个意象进行阐述和分析,我们发现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正在于借助西方人文主义形式演绎中国传统精神.     

“人文精神”与鲁迅精神——读《人文精神寻思录》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了对“人文精神”讨论的热潮.王晓明教授据此编了一部《人文精神寻思录》,在一些学者们的讨论文章中,隐约地曲折地表现出对鲁迅的否定,他们认为鲁迅的作品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缺乏终极关怀,鲁迅精神中缺乏人文精神,并怀疑今天学习鲁迅精神的意义.本文认为鲁迅精神中体现了人文精神,鲁迅精神对当代人文精神的生成有深远的意义.     

鲁迅“随感录”的特色及其开创意义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是异常发展和繁荣的一种文学形式。鲁迅在论及“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时曾说过:“散文小品时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在现代散文这个园地里,杂文更是特别繁茂,引人注目,成为现代文苑里具有独特色采的奇葩。     

我看鲁迅的“硬译”

鲁迅“硬译”观点的提出曾在当时的译坛招来不少的异议，直至今天仍有不同的声音。本文拟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人们的文化心态入手，在对鲁迅的翻译语言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初步探讨鲁迅提出“硬译”的心路历程与其文化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了对鲁迅“硬译”的客观评价标准问题。     

鲁迅的演讲观

鲁迅无意做演讲家,也没有专力研究过演讲的理论和技巧。但事实上他是一位杰出的、天才的演讲家。演讲是鲁迅整个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他的言论中,关涉到演讲方面的论述虽不太多,却每每切中要害,入木三分,精辟而独到。鲁迅对演讲内容和演讲形式的深刻见解,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遵命演讲,“老生常淡”。鲁迅说:“我的演讲,真是‘老生常谈’,而且是七、八年前的‘常谈’”。“老生常谈”,意有两层,除了自谦的一层意思外,另一层则是指一些重要思想或言论的反复出现。诸如“痛打落水狗”的主张,“韧”性的战斗精神的鼓吹,对尊孔复古之徒的     

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再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对鲁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五四”作为思想文化运动来说,也是一次思想精神的解放运动。在这场文化革命中,从文化角度探索如何解除     

世态炎凉人自知——鲁迅小说中的人生

谁也不能否认,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甚至超过了爱自己。但当我们细案《呐喊》、《仿徨》时,便会发现:其中大多数人或者麻木不仁,或者狡诈虚伪,人们彼此隔膜,人情薄如冷纸。鲁迅对其则或“哀”或“怒”,看不出些许赞美和崇敬之意。这个“反差”表现了鲁迅“富热于冷”的写作手法。显示了小说深邃犀利的反封建主题,也为我们了解社会,认识了解人生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1 项退结先生说,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因素:“一方面他非常敏感,另一方面他对于情感的表示又极端的矜持。”人们的情感太脆弱,就筑起一道高墙来保护它,所以在社会上人们不轻易把真相表示出来,“凡是与内心生活有关的一切,只能够间接地或者以暗示方式说出”,“既使是在生离死别时,中国人一般也没有西方人那样露骨的表示。”①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中国人情感麻木、迟钝。但鲁迅写作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诠释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矛盾,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