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需求及WTP差异条件下废弃电子产品再制造回收模式选择

在产品市场需求不确定以及新产品和再制品的WTP(Willing To Pay,消费者支付意愿)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考虑政府对回收处理废弃电子产品行为的补贴,分别构建国家设立基金建立回收处理中心、制造商联盟建立回收处理中心和制造商自行建立回收处理中心回收处理废弃电子产品三种再制造回收模式的数学模型,给出求解的优化条件,然后通过数值仿真,对三种模式进行求解和比较,并探讨消费者支付意愿和政府补贴对回收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制造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制造商自行建立回收处理中心模式下,制造商、销售商以及渠道整体的利润最高,产品定价最低,但是回收率也最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再制品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增加,三种模式中再制品的定价都大幅增加,新产品定价和回收率以及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利润都小幅度增加;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三种模式下的回收率都大幅增加。     

激励居民参与环保化回收废弃家电及电子产品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废弃家电及电子产品处理不当会造成严重污染,鉴于青岛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实地调研主要选择青岛市,调研了家电及电子产品保有状况、淘汰状况、回收体系状况、处理体系状况,提出了青岛市及我国废弃家电和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居民交投正规回收经营者、有资质处理企业的比例极低,大部分出售给回收游击队.采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激励居民参与环保化回收废弃家电及电子产品的策略.绘制了我国废弃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的因果回路图、存量流量图;并以青岛市为例给出存量流量图的方程式,进行了现实性检验、极端检验,围绕政府增加环保宣传费用、正规回收经营者提高服务或回收价格进行了策略分析.     

回收处理基金下闭环供应链的多元化主导模式

从2011年起,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政策法规,对中国闭环供应链的理论和实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新政策下电器电子产品闭环供应链结构的重组,并对其运行模式的修正进行研究.然后,对由于结构重组形成的四种主导模式进行建模分析,求解给出每种模式的决策最优解.最后,对这四种模式的最优决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1)在四种主导模式下,为了保证产品的销量,制造企业和零售企业都没有调整产品销售价格的动机;制造企业和零售企业权力的差异体现在产品批发价格的差异上. 2)闭环供应链各成员的主导权力和他们之间利润息息相关,成员企业的渠道权力越大,相应的利润就越高.但是,销售企业的利润不受逆向渠道主导模式的影响,拆解企业的利润不受正向渠道主导模式的影响,逆向渠道的市场回收价格和转移价格不受正向渠道主导模式的影响.3)制造企业受处理基金的影响是正负双向的.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有利于基金政策在中国的实施和完善.     

考虑复杂交通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网络模型

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WEEE)数量逐年上升,但尚未完全建立起正规WEEE回收体系,面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基于此,考虑到复杂交通对WEEE运输的影响,构建了考虑现实复杂交通和节能减排情形下的WEEE回收网络模型,并与理想交通下的WEEE回收网络模型进行对比。设计了智能优化算法,优化WEEE回收网络一体化布局求解过程,在保证WEEE回收处理作业高效完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WEEE回收网络建设成本。最后通过系统仿真验证了模型与算法的有效性。     

政府不同策略下报废汽车正规与非正规回收渠道博弈模型

为了分析政府不同政策对报废汽车回收渠道的影响,建立了正规回收渠道与非正规回收渠道博弈模型。基于此模型,考虑政府不采取政策、采取对正规回收渠道进行补贴政策及采取对非正规渠道进行监管政策的3种情况。对比分析了3种情况下,政府补贴及监管努力程度对单位回收价格、回收量、利润及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1)政府采取补贴政策时,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都会提高单位回收价格;政府采取监管政策时,正规渠道降低单位回收价格,非正规渠道提高单位回收价格;(2)政府不同政策对单位回收价格、回收量、利润及环境的影响与政府补贴额、监管努力程度、单位回收价格敏感度系数及监管努力程度系数有关。     

基于多Agent的闭环供应链回收竞争模型

闭环供应链的长期优化和发展,是发挥其正外部性的重要前提。多回收商竞争是我国诸多闭环供应链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对两回收商竞争性回收价格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多Agent模型,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了多回收商进行成本优化并相互竞争的闭环供应链回收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回收商进行成本优化时,其回收量和总利润都远高于成本固定时的相应数值。回收成本优化对于闭环供应链的长期协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推进我国闭环供应链实践,政府应补贴回收商成本优化的努力,而不是仅直接补贴回收价格。     

社会福利视角下的产业链研发政府补贴方式

通过构建下游企业进行产品研发情况下的上下游企业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产量补贴政策、研发投入补贴政策对均衡态下社会福利和上下游企业利润的影响,以及研发补贴政策实施的条件。结果表明:(1)当下游企业产品研发难度系数r3/(4b)时,政府不需要投入研发补贴;(2)当r3/(4b)时,政府实施研发投入补贴政策能够增大社会福利,并增大上下游企业的利润;(3)当r1/b时,政府实施产量补贴政策比研发投入补贴政策能够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并使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大幅提高。     

环境政策混合治理框架下的企业减排行为

本文以碳排放交易、碳税、碳减排补贴三种环境政策为基础,构建了一种混合治理框架,以期探讨环境规制命令型政策与市场型政策相互影响下的激励效果。通过建立政府和减排企业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给出了在混合治理框架下,企业减排技术投资、碳排放权拍卖、产量决策与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一是当碳减排补贴与碳排放交易混合使用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存在增强了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对减排企业的激励程度;二是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混合使用使得政府在确定碳排放权的最终出清价格时需要考虑碳税率的影响,比传统碳排放权拍卖市场的出清价格要低;三是政府制定的碳排放权总量不能过低,否则混合治理框架将失效。     

政府规制下绿色港口建设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绿色港口建设过程中的政府规制问题,构建了包含政府、港口企业、承运商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三方在绿色港口建设方面的决策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发放补贴和征收环保税均是政府推动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的有效规制措施;随着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意愿的增加,政府“积极规制”的意愿会逐渐降低;港口企业的绿色服务费用越低,越有助于政府退出市场规制并推动港口企业与承运商向“绿色改造”方向演化.     

主权财富基金区域投资偏好及均衡投资量决定

构建主权财富基金和东道国的投资博弈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外资政策、政治偏好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外部性、透明度等因素对区域投资偏好及均衡投资量的影响.结论表明,在采取自愿披露信息机制下,主权财富基金适度提升自身透明度,减少产生负外部性的可能性,有助于降低东道国政治偏见,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其政治偏见有关,而监管强度对均衡投资量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使双方实现共赢的均衡投资量会小于东道国的投资需求缺口.     

基于税收再补贴的农产品供应链均衡定价与政策效应

参照我国农产品增值税抵扣实施办法,基于税收用于补贴的基本设想,建立了政府对农户和消费者进行双边补贴的农产品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求解出均衡价格,比较分析了四种情形下的政策效应发现,双边补贴时的社会福利最高,同时消费者实际支付价格最低。据此,提议政府试行双边补贴政策。     

政府双重干预对双销售渠道闭环供应链的影响

本文考虑政府再造品置换补贴和废旧品回收奖惩双重干预(简称政府双重干预),分别构建了无政府干预、再造品置换补贴干预、废旧品回收奖惩干预和政府双重干预下的双销售渠道闭环供应链模型.在政府干预内生化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双重干预对闭环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并与单一政策的干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分析了政府的最优干预参数.研究表明:政府双重干预下,新产品价格和需求量会降低,再造品价格和需求量会上升;政府双重干预时,两政策的干预效果会叠加,强化了单一政策干预的效果,进一步促进再造品的销售和废旧品的回收;通过设计合理的干预力度和干涉阈值,可提高制造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并实现全社会福利的增加;制造商与零售商通过利润共享,可弥补政策干预下的零售商利润损失,保证闭环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实现闭环供应链成员的共赢.     

政府补贴下的新能源车双向双渠道闭环供应链的定价

新能源车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本文考虑的是政府补贴下的新能源车双向双渠道闭环供应链定价问题,通过模型构建和数值分析发现:从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角度分析时,当政府无补贴和政府补贴给整车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回收产品时,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较低;而从回收价格角度分析时,政府补贴对整车制造商成本的影响对整车制造商和零售商制定回收价格、政府确定补贴对象的影响较大;从供应链总利润角度分析,当政府补贴对整车制造商和零售商成本的影响在一定范围时,政府补贴给整车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回收产品时,供应链总利润最高,而其他情况下,政府补贴给消费者时,供应链总利润最高。     

环境政策工具比较: 基于企业减排的视角

论文采用企业最优规划模型, 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污染税、 可交易污染许可、污染排放标准和减排补贴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影响、对企业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对污染排放总量的控制和政策实施成本. 研究表明: 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减排的技术能力和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 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减排的技术能力无关; 在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方面, 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是最优的、其次是不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再次是污染税和减排补贴、可交易污染许可效果最差; 在污染排放总量控制方面, 若企业存在技术改进可能,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效果最差, 若企业保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 则污染税、可交易污染许可、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在政策实施成本方面,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具有相同的实施成本,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实施成本最低.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

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干预的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区域竞争模型,运用空间面板方法基于中国31个省级地区2009-2015年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在企业研发补贴上的区域竞争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呈现负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采取相互替代的竞争策略,财政分权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性、全局性研发活动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研发补贴上的竞争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则呈现正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和留住以市场为导向、流动性强的非国有创新企业采取相互模仿的竞争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区域竞争会根据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竞争的对象向创新要素转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环境规制下的地方政府与工业共生链上下游企业间三方演化博弈和实证分析

考虑在面临中央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和社会大众的环境关切压力下,地方政府决策是否在现行的"限额交易"环境规制措施之外进行废弃物的利用补贴或者废弃物外部排放征税以推动上下游制造商群体间工业共生链的形成,本文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上下游制造商群体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三方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并在基础上构建混合回归模型对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限额交易"规制措施之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征税、补贴规制措施所构建的混合式环境规制政策均能有效的进一步推动上下游制造商群体工业共生链的形成;(2)工业共生链的演化稳定需要有效控制外部减排成本;(3)随着工业共生体系的逐步成熟以及考虑到征税对经济活力的影响,地方政府一般仅将补贴和征税作为推动上下游制造商群体工业共生关系形成的短期规制举措。     

环境规制下区域间企业绿色技术转型策略演化稳定性研究

在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区域间政府监督决策和政府对企业的绿色技术转型监督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区域间双方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各主体的利益关系进行系统动力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绿色技术成本补贴来减少企业因技术转换而付出的额外成本,以达到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转换的目的;2)区域间双方政府加大减排力度会促使企业向绿色技术转型,但当减排力度太大导致严格监督成本太大时,严格监督的博弈最终向着一方政府严格监督另一方政府不严格监督策略演化;3)地方政府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和进行绿色技术成本补贴会促使企业向绿色技术转型,但当绿色技术成本很高时,即使地方政府加大减排力度,企业不会全部进行绿色技术转型选择,出现一部分企业选择绿色技术转型另一部分企业选择保留原有的污染技术的情况.因此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和严格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转型,对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废旧家电拆解补贴模型与策略优化研究

不同补贴策略会对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效果产生不同影响。在充分考虑政府补贴、规范回收率、拆解企业、废旧家电生成量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废旧家电拆解补贴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果表明,废旧家电生成量、废旧家电再用率及再用年限、新家电增长率、单位基金收入、单位补贴额、可承受的补贴净支出、政府提高规范回收率的意愿影响净补贴支出,单位补贴额增长系数、非规范回收抑制效果、居民环境素质等则对规范回收率产生影响,净补贴支出与规范回收率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调控这些因素,不仅会导致废旧家电净补贴支出和规范回收率发生变化,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进一步仿真分析,提出了经济发展优先、规范回收率优先和净补贴支出控制优先的3种废旧家电拆解补贴调控策略。     

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通过研究设计剔除混杂因素,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显示,剔除混杂因素与不剔除混杂因素的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混杂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研究结果有偏。剔除混杂因素后发现：当企业没有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的创新促进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但是当两种政策组合使用时,无论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政策组合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因此,政策组合相比单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稳定。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相关政策组合的制定有重要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双视角分析

本文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角度,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相比政策实施前都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性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产业清洁度产生影响,尚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同时,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尚未观察到企业创新和资金筹措的变化.本研究对厘清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升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的内在激励,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