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本质论——中国诗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于诗歌的本质问题是诗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诗论对这一问题有过较深刻的论述 ,但比较分散。诗歌的内涵从“诗言志”到“理、事、情”并举是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诗赋欲丽”到“诗与文之辨”,使诗歌的特征越来越明晰。诗歌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和“诗教”说。诗歌本质学说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说“妙悟”——读《沧浪诗话》札记

一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理论的探究颇具特色,而关于“妙悟”的论述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是禅家语,本意是指心解神领,与心领神会近义。严羽借用禅家的“悟理”论“诗道”,他的“妙悟”说,似乎兼有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对创作规律的掌握两方面的含义。就其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来说,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按此标准,认为诗有第一义和第二义之分。第一义指作品的艺术境界很高,即那些能充分反映诗歌艺术特征的优秀诗     

浅谈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

“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这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时说的话。作为一个多产高质、才华横溢的诗人,徐志摩毕生都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追寻着新诗的发展脉搏。他与闻一多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入手,共同提出、倡导了诗歌的“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给画美,为在中国建立一种“创格的新诗”而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诗歌的音乐美是徐志摩潜心研究的项目之一。他非常重视诗歌的音乐美,把音乐美放在诗歌“三美”的首要位置,对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他这样理解:“诗的真妙处不在它的字义里,却在它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只有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     

陶行知大众诗的特点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一生写了大量的通俗诗歌,被誉为“大众诗人”。《陶行知全集》(四)诗歌卷中收集了作者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六年期间写的六百六十八首诗歌(不包括译诗)。最近通读了他的诗集,感到他是一位出色的大众诗人,又感到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没给陶诗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缺漏。郭沫若曾经说过;“陶行知     

气势·厚·化境──贺贻孙诗歌美学述评

贺贻孙是明末清初爱国诗文家,诗歌美学十分丰富。一方面,他从诗歌所肩负的社会道义和时代使命出发,认为诗歌是源于一种“不平之气”,应当陶写“哀怨”之情,进而主张在诗歌中呈现出“吹沙崩石,掣雷走电”的气势美,使“不平之气”一吐而后快;另一方面,贺贻孙又能自觉从诗之本体出发,主张诗歌的“神厚”、“气厚”,高扬主体之神,使诗歌呈现出浓郁、深远、蕴藉美感。同时,贻孙还承续了庄子的“神化”思想,结合自唐以来的境界理论,用“化境”这一范畴标示他心目中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贺贻孙是诗学史上丰富论述“化境”的第一人。     

递归象似视角下的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

弗罗斯特将一首小诗《牧场》作为序诗反复出现在他多本诗集的卷首,一些意象,譬如“树林”和“雪”,经常反复出现在同一首诗歌或多首诗歌之中。这种递归象似的手法是弗罗斯特阐述哲理思想与抒发情感的有效手段,也是他的诗歌之所以具有魅力的一个缘由,从这一视点切入,读者或许可以在新层面上体会诗人的哲思与诗情。     

白居易《池上篇》考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闲适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知足保和”情趣的“池上篇”闲适系列作品是他“独善之义”思想的反映。本文从“池上篇”系列作品入手，对白居易的诗歌中的闲适作品做深层次的分析考察。     

诗歌之塔与早逝之命——对朱湘悲剧的解读与反思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粹的诗人,毕生致力于新诗的创作与革新,以期通过诗歌来救赎人生,却以“与落花一同飘去,无人知道的地方”的方式告终人生。朱湘的悲剧超越了现实的喧嚣、焦虑与痛苦,完成了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对他的悲剧进行解读和反思有利于返回历史文化场,探寻朱湘新诗创作的精神之旅。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与政治主张——读《与元九书》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诗道”里,而这所谓“诗道”又是同他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白氏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言情达意,它有声情融合的特点,要用美刺比兴的创作方法去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创作目的。由此出发,白氏批判了周衰秦兴以后历代的诗歌及其作者,结合现实状况,得出诗道崩坏、六义丧失殆尽的结论,从而提出     

宋琬诗歌的艺术风格

宋琬是清初诗坛上的“国朝六大家”之一，在诗、词、曲、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以诗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很难对其作品做单一的概括和评价。但如果从其整体观照，宋琬的诗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稳定的美学特征——“清刚”。     

创新性在华兹华斯诗歌语言中的体现

19世纪初期。英国的浪漫学派诗人在华兹华斯率领下推动了西方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新古典主义文学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古典主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味地追求诗歌的“高雅”,而越来越脱离、抛弃人们日常生活中简单而生动的用语。华兹华斯对这一观念进行批判和抨击后,引进了“自然的话言”,从而打开了诗歌的领域。华兹华斯的诗歌语言的创造性体现在其诗歌语言的“自然性”与隐喻性这两个方面,他的诗和诗歌理论在英国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经验诗学"——郁葱抒情诗印象

郁葱200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他的诗创作历程大体代表了中国新时期以来诗坛的变化；他建构了自己的“经验诗学”；他的诗在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上都达到了当代中国诗坛的高峰。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经济诗学”——郁葱抒情诗印象

郁葱200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他的诗创作历程大体代表了中国新时期以来诗坛的变化；他建构了自己的“经验诗学”；他的诗在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上都达到了当代中国诗坛的高峰。     

论张问陶“空灵”诗境

张问陶论诗主张抒真情,写真意,发心声,反摹仿依傍,崇尚空灵。空灵,是张问陶诗歌的一个主要特色,他认为“诗到空灵艺始成”,即诗歌创作只有达到“空灵”才使其成为真正的艺术。而诗歌创作要实现“空灵”,则要求诗人必须摒弃“名心”,采用多样性艺术手法,运用“清新、淡雅、朴素、自然的诗语,在灵感中自然凝结为意境“空灵”的性灵诗。     

赵孟頫的生存困境及诗意阐释

在元代诗坛，赵孟頫是一个颇具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诗歌艺术也堪称一流。但由于他生逢宋、元易代之际，又以故宋宗室子孙出仕元朝，受以人论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当时和后世，人多以其所谓的人品之“恶”，相应贬低了他诗歌的艺术成就。其实，赵孟頫诗歌“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兴寄手法，和婉曲雅丽的诗风，在元代诗坛具有补阙纠偏的作用。而他诗歌的关学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是在用诗阐释自己的生存困境及由之而产生的微妙复杂的心理的。     

埃德加·爱伦·坡的诗论在《乌鸦》中的体现

爱伦·坡是天才的诗人,他的诗论强调诗的美学意义,强调诗歌的统一性。《乌鸦》一诗是他的代表作,诗中通过对亡妻的思念来揭示美的发展历程。诗人虽然在小说、评论方面都有杰出的才华,然而诗人在世界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是由他的“诗论”及其诗歌奠定的。     

中国作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中(续完)

艾青 原名蒋海澄,中国诗人,1910年2月17日生于浙江省金华县。 艾青是南方省份一家地主的儿子。曾在巴黎留学,接触到雷蒙德(Rimbaua)和阿波利奈尔等欧洲大师的作品。回国后,因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而被捕。1932年至1935年,艾青被拘禁在上海的法租界。他在那里写出第一个诗集,即后来发表的《大堰河》(1936)。标题诗是献给他的奶妈的,他爱他的奶妈,奶妈以当地村名作为名字,奶妈是位不识字的妇女。艾青从此背判了自己的阶级,把生命与艺术献给了被剥夺了的大众宣称“诗与伪善是绝缓的”。他很快投入了爱国的革命活动,从普通民众那里和他在北方的家乡那里搜集素材。 艾青的诗歌是他那个时代写出的最直白的诗歌,显示鲜明的形象和大胆使用色彩的特点。艾青一贯坚持诗歌必须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艺术形式,是“鼓励群众、教育群众的工具”;他劝告他的同行“坚持惠特曼·凡尔哈伦和马雅可夫斯基带进诗歌的革命精神。我们必须把诗歌变成新时代所需要的东西,要毫不迟疑地使用任何适用于这个目的的诗歌形式。”     

朱自清诗论的基本审美取向

本文认为朱自清先生诗论的基本审美取向是“中和美”。通过朱先生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态度阐明他这种审美取向的成因及他的人生态度与文学审美态度的一致性。文章主要是从朱先生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与学习西方诗歌的表现手法、诗的风格与品味三方面的态度,观点及论述证实了他诗论审美取向的基本特征是兼容并蓄、雅俗共赏、雍容公正的“中和美”。     

黄节诗教新论——基于北京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的视角

在“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国文系中,黄节以诗学闻名。1918—1935年北京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在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选修课与必修课、“五四”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黄节的诗歌教学在这些课程设置的张力中从探索到成熟和逐渐完善。黄节诗歌教学的起点是“辞”,即从笺注入手探明诗心;落点是“义”,寓教于诗,旨在济世救国。从1918年讲授《诗学》到1934年秋讲授顾亭林诗,黄节诗歌教学的路径是一致的。     

黄遵宪、梁启超诗歌理论批评及其它

中国文学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后才在总体上有了剧变,“现代意识“方在此期逐渐确定.因此,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应从1898年前后开端.黄遵宪的诗论较为系统,在反叛传统诗歌的基础上,他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等诸方面提出了诗歌的革新主张,有些论述已呈现出现代白话诗的雏形.梁启超在论诗上比黄遵宪要大胆和急进.他提出的“三长“说涉及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但“旧瓶装新酒“的诗界“革命“论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对诗歌音乐性的提倡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