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的信号传递效应分析——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政府补贴传递了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战略方向和政府政策倾向的信号,是促进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工具。采用2009~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造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投资函数、融资函数、生产函数的循环结构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信号传递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到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长期来看其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该信号有助于债务融资和风险投资的增加,缓解融资约束;创新能力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是投资者重点关注对象;小而新、国有控股的企业接收补贴信号后相对更重视创新投入;经济绩效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创新投入和债务融资,却抑制风险投资的增加。     

纵向研发联盟的稳定性及社会福利分析

考虑存在2个上游厂商和N个下游厂商组成的2层市场结构,研究了当上、下游厂商组成的纵向RJV只进行1次和无限次R&D合作时的稳定性条件.讨论了社会整体福利最优条件下纵向RJV的规模选择,分析了在R&D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上游厂商选择不同R&D形式的成本约束,以及政府为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优对厂商R&D活动进行成本补贴的条件.结果表明:合理的违约惩罚机制可以保证上游厂商遵守RJV协议;当贴现因子高于一定程度,无限次R&D合作的纵向RJV具有稳定性;如果R&D活动能够改善社会整体福利,政府应该通过补贴R&D投入的方式激励厂商更多从事R&D投资,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补贴政策优化、退出与税收规制

从我国现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补贴政策入手,构建现行补贴模型并对其实施机制进行数学分析;引入竞争性激励因素,提出现行补贴政策的优化模型,分析比较两者分别在决策均衡时的政策效果;理论上推算出政府基金补贴政策的退出临界点(或终止点),推导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努力边界;并分析在补贴政策退出后,企业行为以及政府治理企业负外部性的税收规制机理。结果表明:补贴优化模型比现行补贴模型的政策效果更加明显;当补贴额度达到一定边界时,取消基金补贴政策,回收处理企业可以实现自主盈利;在政府基金补贴政策结束后,回收处理企业不会主动追加投资实施环保拆解处理;为解决企业负外部性,向其进行税收规制是该阶段政府的重点政策导向。     

环保约谈与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基于企业政府补贴获取的视角

环保约谈政策作为环保监管和政策执行的创新手段,会对地方政府环保政策与企业环保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作为准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考察环保约谈对被约谈地方企业政府补贴获取的影响,探究环保约谈是否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政府补贴激励政策,以强化地方企业环境治理.研究发现,环保约谈使得被约谈...     

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与市场绩效

立足于制药产业研发——营销双密集的产业属性,探究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和药品市场绩效.研究发现,制药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取决于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的内在关系和创新效率.当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之间存在挤入效应时,研发创新可能导致囚徒困境的结果;其次,适中的医保福利水平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过高或过低的医保福利水平,均会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最后,当创新效率足够高且创新投资强度中等时,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可实现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改进.否则,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将导致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损失.研究结论可为制药企业协调创新战略和广告战略、政府部门优化医保支付政策和创新激励政策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与企业创新——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次系统研究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研发补贴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贴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高管技术背景会调节研发补贴集中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说明技术高管有助于企业研发补贴的合理配置.本研究拓展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以及高管职业背景影响的相关文献,为研究我国政府补贴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公交乘客福利补贴及公交企业运营管制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缓解交通拥堵、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选择.由于公交运营的专业性及特殊性,科学合理地对公交企业进行管制以及对公交出行者进行补贴是保障公交行业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手段.本论文拟探讨政府该如何结合企业管制与用户补贴两种手段对垄断型的公共交通市场进行合理干预,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本论文提出了面向公交乘客福利的公交管制与补贴的优化模型,并在分析模型性质的情况下对模型结构进行化简,最后给出关于票价、发车间隔及车载能力的解析关系.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均显示在补贴资金的社会成本低于临界值时,为公交出行者提供补贴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剩余及社会福利.     

最优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

考虑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存在R&D投资、政府补贴和国内外企业产品差异等非对称因素的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对策及政府产业政策.主要结论为技术创新较大时,政府给予补贴;技术创新较小时,补贴会减少以至于征税.而且企业研发投资越多,技术创新越大,政府给予的补贴就会越多.另外,政府将在R&D投资成本足够高时介入市场,提供出口补贴.     

政府提供住房补贴的福利损失

政府给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贴, 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措施之一. 但是这一举措必定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 造成经济社会的福利损失. 如何衡量和测算由于政府补贴造成的福利损失的大小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构建了两个模型, 分别探讨了当补贴资金充裕和不充裕时政府住房补贴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保障性住房市场, 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不仅和政府补贴的额有关, 还和政府补贴的方式有关: 政府补贴造成的价格的降幅越大, 则资源 配置的扭曲程度就越高, 福利损失也就越大; 当补贴资金一定时, 补贴的受益面越小, 福利损失就越大; 市场价格越高, 或交易量越大, 补贴造成的福利损失 越大; 市场的需求弹性或供给弹性越大, 补贴造成的福利损失也越大. 但补贴造成的福利损失不是无限的, 它有个极大值.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政府低碳引导政策研究——以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以我国典型再制造——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从促进资源再利用视角出发, 针对碳税、补贴等不同政府政策情景, 建立了不同政策约束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再制造技术选择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通过仿真分析, 剖析了环境政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为引导和促进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强外部政府引导政策的制定. 其中, 碳税约束和补贴激励的政策组合, 能较好引导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提升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碳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面临的市场还极不成熟, 政府还需要加强市场消费者认可度培育和回收市场的规范, 以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创新生态系统视域下公司创业投资中企业种群间共生演化——基于Logistic扩展模型

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公司创业投资行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其作为激励创新的有效形式是创业投资的一种特殊形态，已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战略选择。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大企业种群与创业企业种群以CVC为共生界面形成CVC生态群落，通过复杂动态的相互影响作用形成互惠共生关系。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年的创业投资实践，运用Logistic扩展模型，通过大企业与创业企业的专利创新数据来验证双方的共生演化关系。同时，从直接和间接投资模式角度对两种群的共生作用系数进行比较研究，结合组织特征总结分析演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共性和差异性变化，从政府、大企业及创业企业3个角度提出相关对策。     

政策对发电企业能源决策的影响及最优化模型

论文考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组成的电力供应市场,分析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不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价格政策的影响,建立了两类电力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的决策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形式.论文结合我国生物质能源政策,分析得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率是刺激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增加社会总发电量,不能将碳排放价格制定过高,而应重点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最后,论文引入由消费者剩余、电力部门总收入、补贴或者税收收入转移、环境损害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决策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生物质能源研发投入补贴率、提高碳排放价格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论文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中国风险投资网络结构特性及其演化

根据1999～2018年中国风险投资事件,构建了5年移动时间窗的联合风险投资网络,从复杂网络角度研究中国风险投资网络结构、特性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在网络关系属性方面,中国风险投资网络规模在不断增大,机构之间网络能力差异性大,不利于网络的均衡发展;在网络结构层次方面,中国风险投资网络存在局部紧密性,并且,随着规模...     

企业家自有资本、"激励因子"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

运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讨论了企业家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问题,并对博弈双方的均衡投资决策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引入融资契约中常用的"激励因子",分别建立了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支付函数以及Stackelberg博弈模型;然后通过逆向归纳法分析该模型,讨论了作为领导者的企业家的自有资本和"激励因子"对作为跟随者的风险投资家的总投资水平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家的均衡投资决策,给出了企业家激励风险投资家提供风险资本的必要条件,从而解决了企业家对风险投资家的激励问题.通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家的总投资水平由债权"激励因子"和其边际投资机会成本决定,而股权投资水平由其"激励因子"、主观收益率的参数以及绝对风险厌恶因子决定.尽管风险投资家较企业家风险厌恶,但是后者可以通过激励前者,使前者对于新创企业前景较自身乐观.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投资决策机理及政府引导

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新部署.尝试将实物期权与演化博弈相结合,分别讨论了公共文化服务市场中对称和不对称企业投资决策的演化均衡.首次以演化思想计算出基于沉没成本的投资临界值和投资壁垒,引入了政府补贴机制,并通过Matlab数值模拟验证结论,结果表明:沉没成本低于领先者投资临界值时,经营成本低的企业抢先投资;经营成本不对称的企业仍有可能采取同时投资策略;政府补贴和市场需求可以改变公共文化服务市场的进入门槛.     

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机制研究

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是风险企业融资契约的重要组成要素,但对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还缺乏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不完全契约视角,通过对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博弈分析,建立了两阶段风险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和激励约束的风险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的数学模型,探讨了风险企业家自有财富、运营风险项目的非货币收益、在职消费水平、社会声誉、努力水平、努力类型选择、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比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专有性以及风险投资家投入资本的额度、投资的专用性、风险规避程度、战略目标实现的货币等值收益、对风险项目的监控成本等要素对风险投融资中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契约机制设计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控制权转移与激励约束互动关系的风险投融资契约设计机制,对风险企业投融资契约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完善和补充.     

PPP项目政府最优合作伙伴选择:基于不同付费模式的分析

合作效率的高低是政府选择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重要依据.根据我国的国情,本文引入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及可行性缺口补助等三类不同的PPP项目付费模式,构建了一个包含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混合市场PPP模型,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分析政企合作的效率,并进一步探讨政府最优的PPP项目合作伙伴及项目模式选择问题.结论表明:政府应根...     

竞争机制下风险投资机构间决策的博弈分析

竞争机制的条件下,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不仅仅受到投资项目的影响,更是受到竞争对手的影响.本文运用实物期权方法,从风险投资机构的角度估计了风险企业投资机会的价值.然后运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研究在风险投资家机构不止一家情况时,他们之间在投资的过程中的相互影响.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得出了博弈的纳什均衡,提出了在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投资时,应该联合投资以利于分散风险和增加投资机构收益.     

风险投资能筛选并培育优质企业吗?——基于中国创业板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进行投资并促进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是判断新兴市场国家风险投资行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问题，针对国内市场的研究匮乏.本文以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以及能否为被投企业带来业绩改善，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基于逻辑回归，VC未必能筛选出优质的企业，表现为企业业绩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2）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进行内生性调整后，VC能够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对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有正向作用；3）从经营效益和创新角度研究VC影响企业业绩的潜在机制发现：一方面，VC降低了被投企业的销售成本率，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另一方面，VC的进入为被投企业带来行业经验和资源等，促进被投企业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国内VC具有"增值"作用，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但不具有"筛选"作用，揭示了VC对被投企业业绩的影响及潜在作用机制，为VC能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参考.研究结果对于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The Social Welfare Housing Project and Its Effects in China

It was planned to build 36 million units of social welfare housing during the twelve-five2011-2015 in China.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stimation of owner occupied dwelling sector and develops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China’s real estate and macro-economy,to simulate the policy effects.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policy can meet the increased requirements of housing demand due to fast urban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s,therefore it will effectively cool down the price boom of housing market.Meanwhile,although the investment on social welfare housing will reduce the investment on other sectors,it will still stimulate GDP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