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跋涉——王斑文学与政治关系考察的得与失

美国学者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中重构政治-审美融合论,以取代政治-审美对立论,更有效地解释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审美既对立冲突又相互融合吸收的复杂关系。但是,王斑没有深究崇高感的心理根源,将政治作为崇高感的唯一根据,模糊了崇高政治、启蒙与审美形态之间的界限,使得审美、启蒙以及去崇高化的美学论述迷失在政治的意识形态迷雾之中。     

不下堂筵,坐穷泉壑——郭熙山水画审美功能论刍议

郭熙是北宋最杰出的画院派画家,他深得文人画家苏轼等人的推崇,在山水画史和山水画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提出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山水画审美功能论揭示了一个道理,即自然审美中仍然包含着伦理道德追求。自然审美的根本动因是人性的本然需求,人与社会生活的和谐相处也是人性的本然需要,人们在追求山水之乐的同时,也可以追求伦理道德的满足。自然审美不但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调节着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是今天的生态美学所要思考的主题。     

汉末魏晋的思想变化与山水审美的产生

汉末，士人与政权日益疏离，正统观念逐渐淡化，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丧失。人们开始超越儒家道德标准而寻求独立的自我价值，个性意识觉醒，从而导致了对自然之美的发现。对儒家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破除，是自然山水向人类呈现自身之美的前提；对儒家道德理性的扬弃和承认感性需求满足的合理性，使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成为了士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要；摆脱对政权、君主的依附地位，体道的人生超越了入仕的人生，道与美的相通，导致了士人由体道而走向发现自然山水之美。     

由王维山水诗管窥中国山水诗的审美特征

王维的山水诗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典型代表。山水意识是以自然山水为审美对象,通过观照山水以获取美感的心理活动,山水诗是山水意识的产物,中国的山水诗是以山水自然景物为审美对象的诗歌作品。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中国山水诗的审美特征。     

宋代自然审美述略

两宋是中华自然审美的精致化阶段.它全盘继承了魏晋以来形成的自然审美三大形态基本格局,然又均有自身特色.纵游山水方面,以山水悟道形成自然审美之理趣;园林建筑方面,建筑各要素细节上全盘精致化,讲究山水之趣与日常享受兼顾的私家园林最为发达;山水艺术方面,山水花鸟画大兴,既将自然审美价值推至极处,又最终将自然审美的客观之境改铸为主观的情趣之境.     

在大自然中读好书--由“阿拉伯之梦”论《序曲》中的自然与教化

在华兹华斯《序曲》第五卷的“阿拉伯之梦”中,大海的崇高审美风格烘托着梦境的崇高精神气质,而梦境的崇高感又是诗人崇高心灵世界的表现。“阿拉伯之梦”作为全诗中“最崇高的部分”体现了自然审美经验与诗人精神气质的彼此渗透。它一方面联系着自然对诗人的“教化”,自然的教化塑造了诗人对待知识和人生的通达气质和良好直感;另～方面也联系着人文世界对自然的影响,展示出自然的精神内涵由于诗人的生命介入而逐渐丰满的过程,是理解诗歌中诗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关系的极佳切人点。“在大自然中读好书”既是诗歌中,也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与自然“共在”的一道美丽风景。     

自然美的视野与审美人类学学科的建设

从自然美的视野来看 ,民间的或民俗的文化是一种自然的文化风景。审美人类学更应强化自己审美的思路 ,这样才能使自己和一般的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 ,才能突出本学科的审美的特性。在研究方法上 ,审美人类学也应更多地从美学的角度着眼 ,对残存文化进行富有特色地研究     

略论晚唐五代僧诗的审美特质

晚唐五代僧诗,虽然大多都深深打上了佛教禅林的烙印,但是他们多描绘所居寺院一带壮观的自然山水、清幽雅静的寺院庙观,抒写山居生活的惬意情怀,以独特的方外视野看俗世红尘,以禅眼佛心观照万物,发挥一切能力营造幽远清雅的意境,让禅情诗意在他们的作品中极致相融,因而在作品审美取向方面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风尚,那就是清幽雅静的独特审美品质。     

谈中国古典诗论对中国古典园论的影响

山水诗、山水画、园林是孪生姊妹。魏晋南北朝时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发生了一次飞跃。反映到方艺领域,山水诗诞生了,自然景物在诗中不再蜷缩着甘作环境地陪衬和比兴媒介,它挺身而出,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在绘画中,山水从背景走向前台,唐宋以后干脆占据了画苑的中心;园林也结束其利用自然、调整自然的路程,迈开了“妙造自然”(司空图语)的步伐。     

山水审美：启蒙与终极关怀的主题变奏

中国古人浓厚的自然本位思想和中国优良的山水环境使中国山水审美文化在古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贯穿其发展过程的是终极关怀与审美启蒙两大主题的交融与变奏。     

孟浩然的审美追求及其在盛唐诗歌演进中的作用

孟浩然毕生的审美追求是“求真”“求自然”。这种追求为盛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将日常生活入诗,二是将兴寄入诗,三是独特的抒情手法和入俗致雅的语言风格。孟浩然的创作,扩大了唐诗的题材,有效的抵制了初唐时期的浮靡诗风,谢灵运结合在一起,完成了由陶,谢到王维过渡,将山水创作推向繁荣,孟浩然的创作确立了平淡诗风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开启盛唐诸大家的视野。     

儒家化的隐逸与任侠:盛唐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文化精神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任侠与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一种亲和关系使得盛唐边塞诗人能把飞扬跋扈的人生意气、自由无拘的浪漫精神与忠于帝国、为君辅弼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形成刚健豪迈的诗风;同时也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情调居于一种既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的“临界”状态,从而成为这两类题材中不可复返的典范。     

唐代夔州地区自然植被的审美特征

唐代夔州地区偏离京城,远离战祸,地理环境特殊,形势险峻,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境内高江急峡,人口稀少,农业开发水平较低,森林密布,水草丰茂,植物种类繁茂多样。各类植物高矮相依,其参差错落的互生,绚丽多彩的分布,使唐代夔州地区呈现出一派原生态的自然植被风貌。     

王维《鸟鸣涧》英译文的审美再现

翻译美学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语际的审美再现。翻译审美再现遵循以下规律：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的理解、对理解的转化、对转化结果的加工、对加工结果的再现。成功地再现在于审美主体能否将其加工的审美体验艺术地物态化于译作中,为原语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对王维《鸟鸣涧》的两种译文的分析,可以见出古典诗歌翻译的审美再现。     

论汤显祖遂昌诗文的审美价值

汤显祖的遂昌诗文具有极其丰富的审美价值：贵生灵秀，寄情山水；会友畅道，意至情真；为文作曲，戏构人生。在诗文中透过他那清正爱民的施政风采，凸显出：遂昌秀美峻拔的自然风貌和诗情画意的民俗风情，诗人刚直不阿的人格魅力和勤政于民的人道大爱。     

散曲的广放之美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元曲的广放之美，一是雅俗兼容的主题，一是率直、任性、正言直陈的美学风格。     

唐宋城市商业功能的发展与诗词爱情抒写新变

中晚唐以后,随着城市商业功能的逐渐强化,古典爱情理想光辉在商业化的酒宴歌楼觥筹交错的声色调笑中逐渐黯淡,审美趣味以富艳为美,文学中女性形象非伦理化,脱离了现实人伦的束缚,成为"被看"对象,爱情抒写的托喻色彩渐趋淡化。     

王维山水小诗四种美学解读辩证

王维山水小诗是考察盛唐文人审美经验之历史原态的绝佳标本。面对此一标本,出现了如下四种解读：宇文所安把它读成一种“隐喻”,其方法论背景是颇有形上学意味的抒情论;叶维廉提出“任物自然”说,将山水诗的美学源头上溯自道家学说,而对禅宗与现象学作了相当的误读;萧驰认为王维晚期山水小品的观法是一种如来清静禅的禅观,其意境是直观下的“心境”;张节末则以为传统观法牵引着空观主导下的王维,其山水小诗达到了纯粹看与纯粹听,“现象空观”发明了山水诗境。     

秦汉园林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秦汉园林在中国园林文化中具有开拓之功.其主要特征为:自然山水与人工山水结合,山、水、建筑三位一体景观要素的形成,园林情趣多元化.它奠定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格局与基调,催生了古代文人的审美情绪,山水怡情成为文人永远的向往.     

唐宋城市商业功能的发展与诗词爱情抒写新变

中晚唐以后,随着城市商业功能的逐渐强化,古典爱情理想光辉在商业化的酒宴歌楼觥筹交错的声色调笑中逐渐黯淡,审美趣味以富艳为美,文学中女性形象非伦理化,脱离了现实人伦的束缚,成为＂被看＂对象,爱情抒写的托喻色彩渐趋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