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过剩通勤与职住平衡模型

从过剩通勤入手探讨通勤交通与职住平衡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基于理论最小通勤的最优增长分布模型.以绵阳市为例,量化评估了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交通效率,在对比国内外城市后发现绵阳职住平衡与通勤效率较好.利用最优增长分布模型计算得到,在新增劳动力(岗位)增加77 500个(占总劳动力(总岗位)的14%)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最优职住平衡状态.根据计算结果提出了未来绵阳新增劳动力和岗位的分布建议.     

城中村对深圳市职住空间融合的影响——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研究

以深圳为例,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居民通勤距离,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空间滞后模型, 以交通分析小区(TAZ)为分析单元, 从中观层面分析城中村对居民通勤距离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城中村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大城市职住空间融合, 这与城中村规模大、分布散和租期灵活等因素有关; 土地利用混合度高、建成环境多样和可达性高等建成环境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小区居民平均通勤距离; 居住地社会经济环境好会提升居民平均通勤距离。     

基于浮动单元的职住平衡尺度分析方法

以职住比作为测度指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生成的浮动单元进行空间范围-平衡度分析,进而通过累积统计指标变化曲线和数值分布的可视化,得到超大城市的就业中心、居住区和一般建设区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采用上海岗位、人口、路网等基础数据,以80%、85%、95%等不同收敛值的路网距离阈值筛选结果,研究表明,就业中心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最大,按85%的收敛值,其浦西部分为15～25 km,浦东部分为20～28 km;就业次中心为4～10 km.其他区域的平衡尺度由就业中心决定,随着与中心的距离增大而扩大、由3 km向外扩展到8～17 km,邻近就业次中心的区域平衡尺度因叠加效应而缩小.该方法亦能用于职住空间结构和就业、居住可达性等分析,通过与岗位、居民通勤距离进行对比,有助于解释职住空间错位与长距离通勤交通现象的关联和内在原因.     

城市居民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链关联性建模分析

从出行链的角度,构建了不同职住空间下,通勤出行链与家庭环境、个体活动时空间约束以及多样性约束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昆明市为例分析了不同职住空间下居民通勤出行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共性与差异. 共性方面,不论职住区域交通环境如何,居民在考虑通勤出行决策时,更关注出行时间而非出行距离,而家庭环境和活动多样性的影响则趋于稳定;差异方面,相比较职住市区的居民,职住跨区受活动时空约束的影响更为强烈,这是由职住两端可达性不平衡所引起. 居民必须同时考虑职住空间可达性与通勤活动时空制约,才能做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出行.     

基于网络广义极值模型的居住地和通勤方式同时选择模型研究

基于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 选取个人属性、社会经济属性、出行特性和土地利用属性因素为联合选择模型影响变量, 以居住地区位选择集合和通勤出行方式选择集合的组合作为模型的选择项, 构建居住和出行方式联合选择的网络广义极值模型, 刻画日益增长的交通拥堵情况的影响变化及其在不同的就业地模式下对居住再选址和出行方式转变的潜在影响, 从微观角度研究居住就业与城市通勤交通出行关系。利用 Biogeme 软件, 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 同时对模型进行弹性分析, 分析不同影响因素的变化引起的方式选择概率的变化。结果表明, 相比郊区的通勤者, 中心区的通勤者对出行时间的增加更为敏感, 更易于改变出行方式和居住区位, 以抵消交通拥挤引起的负效用。     

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研究

在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选择西安市"统计性弱势群体"和"实际性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从城市空间重构的角度审视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西安市弱势群体单程通勤时间为36 min,其中通勤时间小于30 min的人群比例为69%,可见西安市弱势群体存在轻微的职住分离;(2)西安市弱势群体直线通勤距离的中值为4.1km,说明西安市弱势群体总体通勤距离相对较长,存在职住分离现象;(3)对弱势群体的通勤流向分析表明,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中心地,市中心还是主体通勤方向,部分区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4)从居住-就业地空间匹配角度分析发现,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集聚区,且两者职住较为平衡,只有部分区域存在职住分离.运用Logitech模型分析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发现,弱势群体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类型和交通工具等因素对其职住分离存在影响.整个研究表明西安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正在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逐渐演变.     

大型城市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相关关系的网络动力学模型

居住与就业分布不平衡是大型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会引发交通需求失衡以及严重拥堵。为探讨城市发展过程中职住分布与出行需求的交互关系,依据城市发展宏观数据作为影响变量,建立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的网络动力学模型,并构建以参数关系为基础的小波神经网络作为求解算法。使用北京市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和9个典型居住区的职住出行数据进行模型标定和验证,结果显示,该网络动力学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大型城市职住分布结构对通勤出行特征的影响关系,并对通勤出行特征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分时通勤缓解高峰拥堵的作用机理及效用

通勤者的出行意愿和路网的交通状态直接影响了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在对比分析错时上班制和弹性工作时间制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根据通勤个体上班时间意愿,统筹制定分时段上班制度的"分时通勤"新措施,进而提出了"三阶段两步骤"的分时通勤政策制定方法.通过收集上海市异质的通勤者意愿上班时段及出行信息,分析了通勤者对分时通勤政策的接受程度,利用两步骤的调节方法对不同企业性质的通勤者上班时段分布进行了优化,验证了分时通勤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城市轨道交通及BRT周边地区职住平衡与建成环境的关系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轨道交通可重塑城市职住空间格局,其在承担长距离通勤出行的同时也使得职住空间进一步分离﹒为了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的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宜出行热力数据分析了合肥市中心城区的职住空间分布,并基于职住比将站域划分为职住平衡、就业型和居住型3种职住空间类型,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其建成环境与职住平衡类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合肥市中心城区已形成以老城区、政务区和滨湖新区为核心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站域的就业密度及其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密度对职住平衡有显著影响;轨道交通站点有助于就业中心的形成,但对居住型的职住空间影响不大;BRT(bus rapid transit)对职住空间类型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研究结果可为依托轨道交通重塑城市职住格局、改善职住平衡提供支撑﹒     

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研究

"职住平衡"倡导通过实现区域尺度上就业与居住数量上的平衡,旨在从源头上治理大城市交通拥堵、长距离通勤等城市病。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15年人口1%抽样调查、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11月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市分街道乡镇的职住比进行定量测度与可视化分析,并从名义职住比和实际职住比两方面对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存在显著的职住不平衡问题,就业岗位向心集聚而人口向外围分布,集中体现在市中心就业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和外围居住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同时六环内外绝大部分区域在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普遍较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职住不匹配。     

考虑居民收入差异的城市过剩通勤模型

在确定收入影响过剩通勤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居民收入差异的城市过剩通勤模型,并利用最优增长分布模型模拟城市劳动人口与就业岗位增长.以绵阳市为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在新增14%劳动力(岗位)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最优职住平衡状态,并提出了未来绵阳市的各个收入阶层新增劳动人口与就业岗位的建议.     

职住平衡概念与测度方法研究进展

以职住平衡的概念与测度方法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回顾法,系统梳理和归纳了职住平衡的概念,分析评价各种职住平衡的测度方法优势、劣势及适用条件.认为地域视角下的职住平衡概念与测度方法是以规划师的思维模式出发审视区域内部的结构布局,旨在为城市建设提供直接的指导建议;个体视角下的职住平衡本质则是对就业者来说合理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与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城市地铁开通对通勤者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

为分析西安地铁2号线对沿线通勤者出行方式的影响,本文调查了2号线沿线通勤居民,从"人-车-路"多维角度分析影响城市通勤者交通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时间、经济性及个人体验等,并建立Logit模型对交通方式选择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西安地铁2号线自2011年开通以来,超过半数的沿线通勤者从传统交通方式转移到地铁出行,且对地铁依赖程度逐渐上升,超过70%的通勤者选择地铁出行。研究成果可为西安南北客运交通走廊上常规公交线路调整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的广州市职住联系结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掌握城市通勤联系的特点,构建便捷有序的职住联系格局,利用广州市联通用户的手机信令大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广州市的城市职住联系结构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城市通勤联系格局及其基本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1)广州市中心城区形成了8个具有“社区内节点之间联系紧密,而不同社区的节点之间联系相对稀疏”基本特征的职住联系分区,分区之间的空间邻近性特征明显,并大体呈同心圆和扇形分布格局. (2)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主要通勤流方向为核心区向白云区南部的“南北向”和核心区向天河区中部的“东西向”,主要通勤流方向与地铁线高度重叠,圈层内近距离通勤比重高.     

不同通勤方式下的交通污染暴露

为了研究城市不同交通方式通勤者颗粒物暴露水平、颗粒物浓度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粒径粒子数量浓度分布,利用便携式Grimm11-A粉尘监测仪在2019年1月对高峰期和非高峰期4个时段的交通微环境颗粒物浓度及粒子粒径分布数据进行64次采样。结果表明,自行车通勤者PM暴露剂量最大(PM10、PM2.5和PM1.0分别为2285.6、1312.7以及1035.5 min·μg·m-3),其余依次是出租车、公交车,地铁暴露剂量最小;四种通勤方式中,PM10和PM2.5暴露浓度与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之间具有强正相关性,其中,数量浓度与相对湿度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82;粒子数浓度主要分布在0.25~0.7 μm之间 (＞99%),粒径小于2.5 μm粒子数累计贡献率达99.9%。研究结果有助于通勤者选择低暴露通勤路线。     

通勤成本对居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北京市地铁调价引发的迁居需求研究

以北京市地铁乘客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地铁票价调整政策实施是否使其产生迁居意愿,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居民迁居意愿与通勤成本及自身社会经济要素的关系.结果表明,通勤成本对居住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地铁调价造成的通勤成本变化与居民迁居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通勤费用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考虑迁居.此外,居民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还包括住房位置、是否为自有住房,以及对地铁票价调整政策的接受程度.     

居住郊区化背景下职住关系的人群分异——以北京市天通苑地区为例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城市居住郊区化快速发展,郊区居住区成为社会阶层相对混杂、居住流动性较大、日常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地区。以北京市天通苑地区为例,借助GIS可视化技术描述并分析了郊区化过程中职住关系的人群差异性,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揭示搬迁时间、住房来源、就业机会、居住与就业调整等反映住房市场化进程与住房政策变迁的因素对郊区居民职住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居住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郊区居民中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在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的职住关系受市场化力量的影响更多,而本地居民的职住关系同时受到保障性住房政策与市场化的影响,并且政策性因素影响更大。     

基于改进熵的土地利用混合度对非通勤行为的影响

为研究土地利用混合度对非通勤行为的影响,提出改进熵模型定量描述土地利用混合度,并深入分析土地利用混合度对非通勤者出行距离和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结合甘肃省天水市2015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构建土地利用混合度与非通勤者出行距离的关系模型,并利用MNL模型研究土地利用混合度对非通勤者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传统熵指标相比,改进熵指标对非通勤者出行距离的解释性更强;利用STATA软件标定MNL模型参数并进行弹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改进熵指标对居民出行行为的解释性优良,合理的土地利用布局有助于引导居民选择非机动化出行方式.研究结果对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策略性等待下Y型瓶颈的单步拥堵收费模型

本文针对包含至少一个上游瓶颈路段和一个共用的下游瓶颈路段的Y型交通路网,研究了策略性等待单步收费条件下早高峰期间通勤者的出行行为和最优道路拥挤收费方案。基于出行者的出发时间选择遵循用户均衡准则的假设,推导出了不同汇合规则下用户均衡的流入率和个人出行成本。依据出行者的出发时间选择规律,进一步推导出了最优的道路拥挤收费时段和费率。研究发现,策略性等待单步收费可以有效降低交通网络的系统总阻抗,但可能会增加出行者的个人出行成本。此外,还发现收费的有效性不但与汇合规则有关,还取决于上下游瓶颈路段通行能力的相对大小。该研究验证了Y型交通路网上存在Braess诡异现象,即扩大上游路段的瓶颈通行能力可能会引起系统总出行成本的增加。     

通勤交通方式链适应性评价与优化导向

从通勤者视角,将通勤距离分为长、中、短3组,采用统一的出行时耗可接受度评价标准,从门到门行程速度、广义成本、可靠性、满意度和选择比例分别分析不同通勤距离分组下各方式链的行程速度、可靠性、广义成本与满意度相关性,基于相关性分析结果建立适应性好的方式链判断标准.根据这一判断原则,挑选出通勤距离分组下适应性好的方式链类型,以适应性好的方式链所具有的特征指标为参照对象、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为约束条件,提出通勤距离长、中、短分组中各交通方式链优化导向,为通勤交通服务质量的改善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