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过剩通勤与职住平衡模型

从过剩通勤入手探讨通勤交通与职住平衡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基于理论最小通勤的最优增长分布模型.以绵阳市为例,量化评估了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交通效率,在对比国内外城市后发现绵阳职住平衡与通勤效率较好.利用最优增长分布模型计算得到,在新增劳动力(岗位)增加77 500个(占总劳动力(总岗位)的14%)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最优职住平衡状态.根据计算结果提出了未来绵阳新增劳动力和岗位的分布建议.     

城市居民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链关联性建模分析

从出行链的角度,构建了不同职住空间下,通勤出行链与家庭环境、个体活动时空间约束以及多样性约束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昆明市为例分析了不同职住空间下居民通勤出行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共性与差异. 共性方面,不论职住区域交通环境如何,居民在考虑通勤出行决策时,更关注出行时间而非出行距离,而家庭环境和活动多样性的影响则趋于稳定;差异方面,相比较职住市区的居民,职住跨区受活动时空约束的影响更为强烈,这是由职住两端可达性不平衡所引起. 居民必须同时考虑职住空间可达性与通勤活动时空制约,才能做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出行.     

基于浮动单元的职住平衡尺度分析方法

以职住比作为测度指标,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生成的浮动单元进行空间范围-平衡度分析,进而通过累积统计指标变化曲线和数值分布的可视化,得到超大城市的就业中心、居住区和一般建设区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采用上海岗位、人口、路网等基础数据,以80%、85%、95%等不同收敛值的路网距离阈值筛选结果,研究表明,就业中心的职住平衡空间尺度最大,按85%的收敛值,其浦西部分为15～25 km,浦东部分为20～28 km;就业次中心为4～10 km.其他区域的平衡尺度由就业中心决定,随着与中心的距离增大而扩大、由3 km向外扩展到8～17 km,邻近就业次中心的区域平衡尺度因叠加效应而缩小.该方法亦能用于职住空间结构和就业、居住可达性等分析,通过与岗位、居民通勤距离进行对比,有助于解释职住空间错位与长距离通勤交通现象的关联和内在原因.     

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研究

"职住平衡"倡导通过实现区域尺度上就业与居住数量上的平衡,旨在从源头上治理大城市交通拥堵、长距离通勤等城市病。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15年人口1%抽样调查、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11月中国移动用户的手机信令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市分街道乡镇的职住比进行定量测度与可视化分析,并从名义职住比和实际职住比两方面对北京市职住平衡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存在显著的职住不平衡问题,就业岗位向心集聚而人口向外围分布,集中体现在市中心就业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和外围居住主导的职住不平衡;同时六环内外绝大部分区域在街道乡镇尺度上的实际职住比普遍较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职住不匹配。     

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研究

在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选择西安市"统计性弱势群体"和"实际性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从城市空间重构的角度审视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西安市弱势群体单程通勤时间为36 min,其中通勤时间小于30 min的人群比例为69%,可见西安市弱势群体存在轻微的职住分离;(2)西安市弱势群体直线通勤距离的中值为4.1km,说明西安市弱势群体总体通勤距离相对较长,存在职住分离现象;(3)对弱势群体的通勤流向分析表明,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中心地,市中心还是主体通勤方向,部分区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4)从居住-就业地空间匹配角度分析发现,西安市存在明显的居住和就业集聚区,且两者职住较为平衡,只有部分区域存在职住分离.运用Logitech模型分析西安市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发现,弱势群体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类型和交通工具等因素对其职住分离存在影响.整个研究表明西安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空间结构特征正在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逐渐演变.     

大型城市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相关关系的网络动力学模型

居住与就业分布不平衡是大型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会引发交通需求失衡以及严重拥堵。为探讨城市发展过程中职住分布与出行需求的交互关系,依据城市发展宏观数据作为影响变量,建立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的网络动力学模型,并构建以参数关系为基础的小波神经网络作为求解算法。使用北京市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和9个典型居住区的职住出行数据进行模型标定和验证,结果显示,该网络动力学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大型城市职住分布结构对通勤出行特征的影响关系,并对通勤出行特征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的广州市职住联系结构研究

为了进一步掌握城市通勤联系的特点,构建便捷有序的职住联系格局,利用广州市联通用户的手机信令大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广州市的城市职住联系结构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城市通勤联系格局及其基本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1)广州市中心城区形成了8个具有“社区内节点之间联系紧密,而不同社区的节点之间联系相对稀疏”基本特征的职住联系分区,分区之间的空间邻近性特征明显,并大体呈同心圆和扇形分布格局. (2)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主要通勤流方向为核心区向白云区南部的“南北向”和核心区向天河区中部的“东西向”,主要通勤流方向与地铁线高度重叠,圈层内近距离通勤比重高.     

职住变迁与通勤自平衡

采用2011年和2014年各两周的上海移动手机信令数据,通过跟踪分析识别出居住地、就业地发生变迁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数据可视化、描述性统计、定量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同一批变迁居民的通勤行为进行跟踪研究,以此对其中存在的“自平衡”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研究该变化特征与城市空间之间所存在的联系。研究表明：总体层面,从平均通勤距离变化以及过剩通勤率变化方面来看,居民在进行居住地、就业地变迁时均存在通勤“自平衡”的特征与趋势;个体层面,原通勤距离越远,通过居住地、就业地变迁以改善自身通勤关系追求通勤“自平衡”的效果越明显;就业地变迁居民的通勤“自平衡”特征相较于居住地变迁来说更加显著;空间集合层面,职住关系较差的居住区、就业区,存在总体的“自平衡”现象。     

基于百度热力图的职住平衡度量研究?

为探究重庆都市区的职住关系,采用了数据挖掘技术和GIS技术,构建了基于百度热力图数据的职住关系指数的度量方法,以北京作为对比,来分析重庆都市区的职住关系和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与北京严重职住分离现象不同,重庆都市区的职住关系总体较好,多数组团处于平衡区间,只有部分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就业或者居住集中.     

双城系统居民职住选址与通勤的社会最优模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需求迅速向都市圈范围内扩展。该文研究薪资水平、交通拥挤等要素对都市圈居民工作、居住地选择和通勤行为的影响,构建双城(都市圈)系统居民职住选址与通勤的社会最优模型,以反映城市集聚效应(正外部性)和拥挤效应(负外部性)之间的取舍关系。双城系统包括1个大城市和1个小城市,通过解析拥挤条件下的通勤成本,获得城际通勤者空间分布的边界曲线,据此测算市内、城际通勤者共同作用下的系统社会净收入。该社会净收入取决于工资、通勤成本和农业租金等,进而将社会最优写成非线性规划问题,求解得到双城系统中的最优职住分布与通勤人口。上海—嘉兴双城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的现状居住、就业人口均偏多,未来应鼓励在上海工作的上班族居住在周边城镇并通过城际铁路通勤,可提高社会净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