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与耶酥之人物形象研究

在东西方民族文化中,东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与西方基督教《圣经》中的耶酥,有许多相似性,渗透着不同民族的某种共同的文化心理,显示出在一些相似的民族境遇中一些相通的民族心态,同时,这两位人物在“神性”与“人性”的比例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却能映射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异同点对于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美学思想等具有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说唱艺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当代命运——以阿来《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神授》为例

《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民族流传了千年的史诗文化,是祖先留给藏族人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格萨尔史诗传承中,“仲肯”——说唱艺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本身也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然而,他们却均在现代化生活潮流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与次仁罗布的《神授》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作为文化传承者的史诗说唱艺人的当代命运,并通过他们形象的塑造,提出了如何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新问题,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些深入思考与独特见解。     

浅谈《格萨尔》的文化语境及其汉译语境

包含真、利、善、美、圣意蕴的《格萨尔》,其文化语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体现了藏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性。《格萨尔》的文学翻译就是在原语语境和译语语境的共同制约下获得译文表达式的过程,也是译文随语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如其所译”的意义构建过程。如果对《格萨尔》语境的本质特征缺乏深层次认知,如果不充分理解《格萨尔》的文化语境,如果没有创造性思维,不会解读藏族人的心理结构,不了解《格萨尔》的艺术特性,那么,对《格萨尔》的翻译就有可能是“隔靴搔痒”式的“吃力不讨好”。     

墨家“兼爱”论的荒诞亮相——兼论杂剧《中山狼》之喜剧结构

古典喜剧《中山狼》是明代戏曲家康海的力作.《中山狼》故事已妇孺皆知,似属荒诞,却道出了生活中的某种真谛,有着很深的哲学内涵.作为一部寓言剧,它所要说明的不仅是生活的真实,更需要哲理与思考,没有这些,喜剧便流于逗笑的滑稽戏.关于“忘恩兽”的传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最有名的是“所罗门的瓶子”.但《中山狼》一剧与西方文学中的“忘恩兽”传说有着质的差别.虽然在恩将仇报这一点上其精神是同一的,但是《中山狼》一剧却更多地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角度去审视这部作品,才能够更深刻地领悟其精神内涵.     

从语言世界图景看俄汉“黑”、“白”熟语

不同语言民族的语言世界图景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独特的民族心理。从“黑”、“白”颜色词构成的熟语中渗透的语言世界图景看俄汉民族色彩个性特点，能更好地理解俄汉民族各具特色的东西方文化魅力。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辉煌的民族史诗──兼评谭玉良在格萨尔研究上的突破

蜚声世界文坛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史诗），是反映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部大型文学记录，是该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的概括和再现，也是该民族的“传奇故事”和“圣经”。藏文达一百多部，一千多万字、篇幅超过世界上任何一部著名史诗的《格萨尔王传》，不仅是该民族的百科全书，而且还是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标本展览馆”和具有永久价值的“全民族的经典”。因此，《格萨尔王传》已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但是在两百多年来的《格萨尔》研究中，围绕着《格萨尔》是英雄史诗（史诗产生于人类的英雄时代即青年时代，故又称为…     

略论中西宗教中的真善美——中西价值观一瞥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聚了历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又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透过对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真、善、美等观念的比较可以透视出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与西方宗教中,认知价值方面“存而不论”与“追根溯源”的不同取向;“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理想;“优美”与“壮美”的不同审美情趣等都表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     

略论中西宗教中的真善美──中西价值观一瞥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聚了历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又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透过对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真、善、美等观念的比较可以透视出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与西方宗教中，认知价值方面“存而不论”与“追根溯源”的不同取向；“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理想；“优美”与“壮美”的不同审美情趣等都表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     

透过"眼"的惯用表现看中日两国人民的自他意识

中日两国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存在很多异同点。透过中日两国文化的一些表面现象来研究、揭示其潜在的深层含义,对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栽体,惯用表现是漫长历史留下来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包含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中日两国语言的惯用表现中有关“眼”的用法非常多。表面上看,这些用法只是“眼”的惯用表现,但实质上在其背后却潜藏着中日两国人民在“自他意识”上的文化差异。     

融媒体背景下《格萨尔》史诗传播的SWOT分析与优化策略

《格萨尔》史诗作为蕴含中华多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集大成作品，承载了多民族、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具有承扬与传播的时代意义。融媒体时代，《格萨尔》史诗传播的前景更为广阔。文章基于SWOT分析法，系统梳理《格萨尔》史诗当下传播的优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并从传播主体、内容、受众、渠道、价值等多方面分析，进一步探求在融媒体背景下《格萨尔》史诗传播的优化策略，以推动《格萨尔》史诗有效传承与发展，有力回击反华势力所谓“西藏文化灭绝”等谬论，实现《格萨尔》史诗在新时代焕发民族凝聚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史诗《格萨尔王传》与口传文化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具有典型的口传文化特征,它以口头说唱为主要流传方式,文字文本的产生并未改变其口传性质,史诗的情节内容也遵循口传文化的思维模式。《格萨尔王传》的诸种口传特征与藏族史籍中关于藏文创制的叙事体现出口传与书写两种不同的文化向度,而认识到口传文化的意义将有助于破除将文字视为区分文明与蒙昧之标志的想像和偏见,开启对人类文化多维发展的重新思考。     

从音韵比较看湖南赣语的形成

较之于省外赣语和周边湘语的音韵特点,湖南赣语与它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相关的历史人文背景表明:历史上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数量的江西移民是形成湖南赣语及其地域差异的主因,而方言或语言之间的接触是形成湖南赣语地域差异的另一原因。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意象

作为农耕时代的文化产物,《国风》中涉及许多与先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植物。这些植物塑造的各种情感审美意象对后世文学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     

试论藏族《格萨尔》史诗对裕固族的影响

藏族《格萨尔》史诗不仅在雪域高原广为传诵,而且还流传到了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文章论述了史诗对裕固族史学、民间文学、民风习俗、宗教信仰乃至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提出民族间的交流对各自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     

昔日乞丐 今日国宝——谈“格萨尔”说唱艺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

“格萨尔”是至今仍活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一部英雄史诗,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的、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唱艺人为它的流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章阐述了说唱艺人的基本特征、说唱时的仪式、说唱艺人的类型和传承方式,对比了不同历史时期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同时指出了我国在“格萨尔”研究事业上取得的成绩和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     

试述文人对《格萨尔》的创作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格萨尔》的创作、形成问题,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只有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而没有历代文人的进一步整合、规范的话,《格萨尔》无论如何也不会从最初的零散性、片段性的民间口头故事发展成情节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并且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多种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包括历代民间说唱艺人、历代民间抄写者、后来的专门整理者在内的无数个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价值观的说唱艺人和文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人们在谈论《格萨尔》的创作、形成过程时,文人为其所付出的辛劳,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很少提起,更谈不上把它列为议题在学术会上和文章中加以专题探讨。文章认为,文人墨客为《格萨尔》的创作、形成、传播乃至艺术作品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作用。     

“劝惩”意识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衍化

中国古代小说自汉代始,便具有了要服务于儒家政教伦理的要求。此后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基本延续了这一小说观,并逐渐衍化为中国古代小说特有的一种劝诫意识。在唐传奇中,开始普遍出现以起首、结尾的“引子”“楔子”来暗示、解释小说叙事立场的“劝惩”结构。到了宋元明的话本、拟话本小说,尤其是明清世情小说中,小说家们更多将劝诫题旨内化到小说的深层肌理。“劝惩”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选择、结构形态和审美视野。     

化为蝴蝶去裙边 一嗅余香死亦甜——解析《聊斋志异》中关于足的性文化符号

《聊斋志异》的足与绣鞋反映了民族特定的文化心理,是意义丰富的性文化符号,足是女子身体最隐秘和最神圣的部位,是男-k-~N调情的性感地带。绣鞋暗示着性,有时候象征着女子的贞洁,是男女之间常用的定情信物。《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立足于社会现实,在作品中利用这两种性文化符号推动故事情节,改变人物命运,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