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诸子学研究中"以西释子"的学术特色

在晚清诸子学研究中,由于西学的广泛传播、"西学中源"说的再次兴起和研究方法的内在需要,出现了"以西释子"的学术特色。其发展在晚清大致经历了从通过西学对诸子的再注解来发掘诸子中的自然科技,到阐发诸子中的现代价值观念两个阶段,出现了一系列"以西释子"的学术专著。由于这一学术特色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西学的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促进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瓦解。     

“西学东渐”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输入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促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目录学代表作<西学书目表>的诞生.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所创造的目录学三分类法原则又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传播和社会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文化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康熙间梅文鼎历算著作刊行考北大核心CSCDCSSCI

梅文鼎是清初最重要的历算学家,一生著述丰富。在梅文鼎生前,其历算著作在友人蔡璿、李光地、李鼎徵等人的资助下,先后经过五次刊刻。本文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本《勿庵历算书目》为主要依据,结合诗文集等文献记载,以及新近发现的梅文鼎历算著作的康熙刻本,对这五次刻书活动的时间、刊刻书目及相关刊刻背景和所刻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订正了之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以期有助于学人进一步认识梅文鼎的历算交流活动以及梅氏历算学在康熙间的传播。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

张之洞作为晚清的一位思想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他强调以中学为主,辅以西学,调和中西学的方法则是"会通",以西学来补中学.这一思想理论的提出,在晚清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这种思维模式本身的矛盾性,它不可能达到张之洞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正人心"和"开风气".     

康熙间梅文鼎历算著作刊行考

梅文鼎是清初最重要的历算学家,一生著述丰富。在梅文鼎生前,其历算著作在友人蔡璿、李光地、李鼎徵等人的资助下,先后经过五次刊刻。本文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本《勿庵历算书目》为主要依据,结合诗文集等文献记载,以及新近发现的梅文鼎历算著作的康熙刻本,对这五次刻书活动的时间、刊刻书目及相关刊刻背景和所刻版本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订正了之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以期有助于学人进一步认识梅文鼎的历算交流活动以及梅氏历算学在康熙间的传播。     

西学与刘师培的国粹研究

刘师培的国粹研究服务于反帝救亡、反清共和的革命大业.西学,特别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是其研究活动的灵魂.他通过对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伦理学、地理学的研究,多侧面地阐明社会进化论原理,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他的国粹研究虽然存在着贬低西学、美化传统文化的效应,但总的说来是与时俱进的.     

《校邠庐抗议》与冯桂芬采西学思想探微

<校邠庐抗议>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采西学、谋自强的宣言书,被誉为变法思想之萌芽.冯桂芬最先将"变法"与"自强"联系起来,其采西学、谋自强的思想主张独具特色,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他提出的"中体西用"模式影响深远,充当着洋务思潮的理论基础,代表了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水平.     

论中国古代科技的儒学化特征

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传统文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曾经孕育了辉煌的古代科技,特别是在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领域.科技知识的伦理化、历算学的工具化、科技著作的经学化,揭示出儒家文化中包含的科技因素以及科技的儒学化特征.     

《梅文鼎全集》出版北大核心CSCDCSSCI

梅文鼎是清初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上承明末传入的西方数学,下启乾嘉时期的历算研究,历算之学被誉为"国朝第一",其著述等身,汇通中西,影响了有清一代数学的发展。由韩琦整理的《梅文鼎全集》是梅文鼎作品的全面整理和影印,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获2018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2020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最近荣获2020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全书共分八册。     

“老子化胡说”与“西学东源说”的比较研究

以中国历史上两次重要外来文化输入引发的"老子化胡说"与"西学东源说"为研究重点,从认知心理学与文化学诸角度探讨佛教与西学在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引发的冲突与震荡,以对吸收外来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清代女青年科学家王贞仪

清代妇女始终未取得合法受教育权利。王贞仪冲破封建社会世俗种种阻拦,刻苦自学,在天文学、数学等学科内中西贯通,勇于创新,在研究中主张中西自然科学知识交流、兼收、融合;在方法上化繁就简,大力宣传普及当时的最新自然科学知识,功不可没,在我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应占有相应的地位。她刻苦自学成才的精神,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数学文化与中西方宇宙观念探讨

西方文明发展史表明,数学理性在西方宇宙观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描述宇宙结构上展现不可思议的有效性。中西方古代数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存在巨大差异,导致中西方古代天文学具有不同的理论建构。从中西方数学文化史意义上看,西方数学文化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理性精神的影响巨大,而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中起理性建构作用的是周易,而不是中国古代数学。     

唐代瞿昙家族的天文历算活动及其成就

唐代天文学家翟昙罗、瞿昙悉达、瞿昙、瞿昙谦及瞿昙晏祖孙四代,曾三代担任过唐朝太史今、太史监、司天监,领导和主持唐朝官方的天文机构,先后达１１０年以上．他们擅长印度天文历算,也精通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编制了《经纬历》、《光宅历》、《甲子元辰历》,编译了印度古代的《九执历》．特别是瞿昙悉达编撰的《开元占经》,引用了不少古代典籍,保存了许多天文资料,介绍了印度古代的数学知识──位值制数码、圆弧量法和弧的正弦,但这些先进的算法因和中国传统算法体系不同,可惜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后中日数学人才

 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200年间,欧洲人才辈出,诞生的大数学家数不胜数。这期间,东方的数学却反常地沉寂。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数学成就远不如中国;但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数学反而不如日本。通过比较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后中日数学人才的培养,分析了中国这期间数学落后于日本和世界的原因。日本政府明治维新要求老百姓全面向西方学习乃原因之一,而中国人由于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念,因而在追求真理的态度上始终不能全面以赴,也不失数学及其他科学落伍的重要原因。此外,中国早期学习西方以应用科技为主,缺乏对数学的热情,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认识到当代最先进的数学,始终未接触到学问的前沿。另外,日本数学的迅速兴起与其学习方法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做学问的热情,没有崇高的志愿,不可能产生杰出的数学家。今日中国数学的前途,端赖于年轻一代数学家的培养,研究生的培养则溯源于中学生的教育。期望重新燃烧起中国人对数学的热情。     

李笃培《中西数学图说》中的方程解法问题

明万历年间,西方数学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到来而传入中国,徐光启等士人向传教士学习,并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试图融合中西数学.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李笃培《中西数学图说》中方程解法的资料来源,指出《中西数学图说》中的方程解法参考了明代传统算书和《同文算指》中的方法,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李笃培误将一般二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当作西法,而事实上,此法来自明代算学家周述学的《神道大编历宗算会》.这对认识明清之际中西数学会通的历程不无裨益.     

西北近代科学的先行者和传播者——刘光(艹贲)

刘光蕡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方面亦有很深造诣。他倡议废八股、习算数、学西学,在书院开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制造、机械、外语等新课程,并主持刊刻了不少时务新书和科技著作。他还积极兴办实业,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培养专门人才,从而使西方科学文化在陕西以及西北得到传播。     

10年来国内学者对西夏科技史研究的进展

该文对１０年来国内学者关于西夏科技史研究的进展作了综述，分以下八个部分：１综合研究：是指对西夏科技史的不按学科的一般性研究，此项内容主要包括在某些著作中，另外还有两篇专门论文．２天文历法：包括早期党项人的天文历法知识，西夏境内通行的历法，西夏天文机构与天象记录，《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天文字、词等．３医药学：主要有对《文海》中有关医学的字、词及其释文的研究；对西夏早期的医术、辞书中的医学成果和出土医方的研究．４数学、机械、衡制：主要包括对《文海》、《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有关内容的分析，以及对文物中的有关内容研究．５物理：介绍了对西夏物理学史的综合研究和对《文海》、番汉合掌中珠》中的物理内容的研究情况．６冶金、纺织、造纸和印刷：综述了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７农业、食品、水利和地学方面的研究．８建筑：介绍了对拜寺口双塔和对西夏建筑的综合研究，研究者对西夏某些类型的建筑特点的总结等情况．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辨析

梁启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集政治家、启蒙思想家、文化学术大师、教育家于一身的重要人物。他在对待西方文明问题上，主张采取积极学习、开放包容、借鉴比较的态度，目的是要择人之长、补己不足。同时，他坚决反对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积极总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中西文明的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有利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强大、人类文明的新文化。     

数学家与天文学家赵进义

赵进义先生(1902～1972)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荣获法国里昂大学理学博士,并曾在里昂大学天文台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校的教授,并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在复分析与天体力学方面,曾发表有重要的创造性论文和专著。他对祖国数学与天文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