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韩非子法治思想探析

商鞅与韩非子是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学派早期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思想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传统，《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精华。韩非子是法家后期的思想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商鞅法治思想的特点是重“法”，相对忽视了“术”与“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了法治中“术”和“势”的巨大作用，并最终形成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商鞅强调“君臣共操”，即共同治理国家，使君臣关系和谐；韩非子则提倡以“术”御臣，容易造成君臣关系紧张。从法治思想的具体运用来看，商鞅相对重视“农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相结合，其目的是富国强兵；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以君主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     

雅典民主政治：从提秀斯到伯里克利

雅典在古代世界史上以工商业发达和实行民主政治著称。关于雅典的民主政治，从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著《雅典政制》一书以来，中外古今的学者、史家对此论述颇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辞，莫衷一是。比如，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始于梭伦改革；“阿提卡史家”则认为提秀斯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帕罗斯纪年碑》也认为是提秀斯建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美国近代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提出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从氏族民主制沿袭下来的；     

探析中国特色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国不同的政治背景赋予了其特定的内容,而探索中国特色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重在把握＂中国特色＂和＂有序性＂。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的新变化,并就如何推进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进行了几点思考。     

公民意识教育问题浅析

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是指通过公民意识教育，把公民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即“社会人”、“政治人”；从法学的意义上是指通过公民意识教育，把公民培养成具有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意识、能够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呼唤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越来越成为关系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容忽视的课题。     

论建立在“普纽玛”土壤之上的“世界城邦”

“普纽玛”是斯多亚学派哲学的核心范畴，通过对斯多亚学派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宏观和宇宙层次上，“普纽玛”的原则贯彻始终，它所开启的理性原则不仅在自然哲学中得到体现，而且也贯穿于人的生活之中。有“普纽玛”的原则作根据，这使得斯多亚学派所主张的“按照自然生活”成为可能，在“普纽玛”的颤动节律的支配下，使得世界城邦的建立成为可能。所以，通过对斯多亚学派的“普纽玛”范畴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斯多亚学派主张的建立世界城邦和过一种幸福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公民社会概念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公民社会通常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的自然（或野蛮）状态。现代公民社会概念的出现是近代欧洲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分离的反映，它包括了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它是由黑格尔在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由马克思予以完善的科学概念。当代公民社会理论认为经济领域已从公民社会中分离出去，主张采取公民社会-经济-国家的三分法，指出公民社会应该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当代西方公民社会概念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以及17、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代表的古典公民社会概念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代表的现代公民社会概念在当代的融合及发展。     

“两型社会”构建中的公民权利研究

＂两型社会＂构建凸显了政治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转型而谋划可持续发展蓝图的政治意愿,而政策和立法中公民参与缺失的现状使得＂两型社会＂构建缺乏实施基础。促进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协调共进,明晰公民环境权的内涵和发展权的要旨,将真正协调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不同利益攸关者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为＂两型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未来发展、完善提供和谐的空间和进路。     

论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改革采取市场经济取向，使得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分化对加快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当今中国社会阶层构成多元化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准备了重要条件；其次，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为中国政治稳定不断提供“生长点”；再次，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大大推进了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当然，面对社会阶层新变化还应采取适当措施，真正加速中国政治现代化。     

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两种思潮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的思想因政治而产生，为了政治而服务。他希望通过对国民思想的构造，让国民具备个人自治思想和能力，从而使得整个民族能够富强起来。在国家的体制选择上，张佛泉主张以政治为主的共和爱国主义，以“邦国主义”为其典型。张君劢则强调文化的力量，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力求通过文化来复兴民族。本文将通过对他们思想的比较分析，找到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探究其现代政治思想的源头，批判的继承其现代性政治思想，为民族复兴的大厦添砖加瓦。     

论法家的耕战政策

在我国历史上,法家是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因此,鼓励耕战就成了法家的一贯政策。尤其是先秦的法家更是如此。法家之所以重视耕战,鼓励耕战,是同他们坚持进步,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分不开的。要坚持进步,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前进。要坚持爱国主义,就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巩固国防,使自己的国家不受外来的侵略。儒家则与此相反,他们一贯反对法家的耕战政策。因此反对或鼓励耕战,就成了历代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今天,我们研究法家的耕战政策,不仅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儒家的反动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对林彪反动路线的批判能力,从而更坚决地贯彻落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李斯“罢侯置守”之议简论

秦统一之后,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风俗习惯,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别,亡国旧贵族、心怀叵测的政治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发难,颠覆赢秦政权。王绾、淳于越主张师古法周,封建子弟功臣,利用宗法贵族的血缘凝聚力,捍卫赢氏江山。鉴于宗法分封制"后属疏远"的痼疾,晚周诸侯力争,兵燹连年的前车之鉴,李斯主张分郡邑,置守宰,确立专制君王的绝对权威。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分天下三十六郡,郡守、县令直接听命于皇帝,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诸侯分权为特征的宗法分封制度,遂为以郡辖县、以皇帝集权为特质的郡县制度所取代。不过,权力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仍然存在,郡县制也没有达到秦政、李斯"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的预期。     

人口增长和土地改革——中国地主阶级为什么消亡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土地制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土地改革的成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也不能单纯归结为群众动员。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清朝以来人口的巨大增长造成人地关系极度紧张。非彻底改革不能安定天下的情况下,这种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个制度的地主阶级的消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英汉经济文本中战争隐喻的语义及认知分析

概念隐喻"贸易即战争"是英汉经济文本中最常用也是最受青睐的概念隐喻之一。文章从战争概念的诸多方面入手,从几个英汉语料库中选取丰富的含有该概念隐喻的经济文本,从语义和认知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该概念隐喻的认知基础、本质和特点,以帮助人们建立和理解经贸活动所涉及的概念系统,从而更好地理解经济文本。     

基于级数突变理论的城市综合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运用级数突变理论,从城市创新支撑、投入、产出和反馈能力4个维度,构建城市综合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部六省省会的综合创新能力进行定量测评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综合创新能力从高到低依次是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南昌和太原;合肥的创新投入能力要高于长沙;郑州的创新产出能力强于武汉;创新反馈能力方面,长沙市高于郑州,太原较以往有所提升,超过南昌.最后结合地区差异,从创新意识培养、增加创新支撑投入、合理处理＂支撑-投入-产出-效益＂关系、发挥核心城市集聚与区域联动发展和培育多种增长极等方面给出对策.     

试论《坛经》的人间品格

《经》顿教法门，为传统佛教教义范畴和宗教仪式及功课中注入了鲜活的世间内涵，将人们从传统宗教角色和使命之中解放出来。《坛经》将传统佛教通过戒、定、慧等修行程序，皈依外在的佛、法、僧，依据佛法经论，实现成佛之目标的历程转换成体认自性般若，“识自本心”、“即心成佛”的顿悟过程。将外在的宗教仪式、功课与自性联系起来，实现宗教仪式和功课的内在化，体现了高度主体性精神和自由品质，这是《坛经》所蕴涵的人间佛教品格。     

论国家统一观念的转变和发展前景

“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国家统一观念。中国人统一观的这种巨大变化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其创新价值就在于调整实现国家统一的标准，把实现国家统一的成本和代价降至最低，追求的是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党的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体现的是“以民为本”的精神。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初衷与后果

为了防止德国率先制造出核武器和战争的需要 ,美国加速研制原子弹并取得成功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一方面对人类历史的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存在对人类的生存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与挑战。因此对美国研究原子弹的初衷与其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探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及其深远影响

蔡锷感愤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国民缺乏日本、欧美等国的军国民精神,并从教育、思想学派、文学艺术、社会风俗、体育锻炼、武器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弱不堪战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其核心就是陶铸＂国魂＂,以新的＂国魂＂振奋全民族的军国民精神。蔡锷以军国民主义为基础,在近代革命战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近现代革命军事思想与国防建设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与一大批杰出将帅的培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析商鞅依法治吏的思想

商鞅依法治吏的思想建立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基础上,它具体包括:将官吏的管理体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将官吏纳入法律监督的轨道,并以重刑的心理威慑效力预防官吏犯罪等几个方面.商鞅依法治吏的核心在于运用法律规范官吏的行为,以达到澄清吏治的目的.其治吏思想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地制度经济分析综述——兼论制度的内涵和性质

农地制度作为经济体制度的子制度,适用制度经济分析。我国当前农地制度占有和使用权限清晰而收益和处置权模糊,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地制度具有差异化的功能需求和成效评价：对于国家和集体经济主体来说,当前农地制度的运行是成效“显著”的,但对于大部分农户来说,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低廉和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欠缺,农地退化为最后的生存保障而难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国家和私人对于农地制度的不同功能诉求主导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农地制度的演进,而现行制度运行本身权衡实现不同功能需求的成效决定了该制度的维续和演进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