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新诗"发生的故事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叙述特点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突破了文学史研究原有的“范式”，绕开了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叙述模式，不仅显示出文学史写作观念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策略上的探索，从而体现了“开放问题”的研究格局。     

建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个人写作

自建国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写作就存在两种方式 :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在“个人写作”范畴中 ,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带着鲜明的国家集体话语首先出现 ;到 80年代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与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 ,“现代性”视角在文学史写作中出现 ;90年代 ,陈思和与洪子诚各自完成一部当代文学史著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当代文学流程进行反思 ,从文学史个人写作由“集体话语”到“启蒙话语”嬗变的动态过程中 ,我们可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对文学史写作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聚焦方式

"文学事件"在"演绎式"或"求证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中,常常要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辩护,或者为文学史上的路线之争而出场;在这个语境中,文学事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文学史意义.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出于对这种叙述模式的反动,而有意淡化文学事件,但这同样会有损文学史的真实性和深度模式的建立.还原文学事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还原历史本身.我们不但需要真实的文学史,也需要真实的"文学事件史",以此来重构文学史本来就具有的丰富和生动.     

文学史研究笔谈：意义蜕蚀与经典化——文学史包含的两种相关规律

文学史问题涉及到对于文学的历史角度的理解。这里历史不能仅看作时间的变化过程，历史实际上是在时间的变化中，所涉及到的事物的变化的过程。这里，变化过程作为一个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保有基本的共识；可是，它作为一种带有评价、阐释意味的对象，则站在不同视点、不同角度上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对于文学史来说，因为所接触的对象是文学，而文学是涉及到情感、心灵层面的，研究文学的人需要在研究中保有理智的同时。也还需要有最初的也是最终意义上的情感的把握，这样，对于同样的文学史的事实，就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和评价。在这样的文学史的现状面前，就需要有理论来面对、梳理和陈述。 以下的一组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学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张荣翼的《意义蜕蚀和经典化》，论说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中的变化规律，其中意义蜕蚀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作品发表之后就开始经历一个逐渐被人淡忘的过程，可是有少数作品可以摆脱这样的宿命，成为不同时代共同尊崇的对象，那么这样一种看似悖反的现象其实在背后都有着一种背离当时创作的状况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现象背后的共同点就算得到了一个解释。李松的《文学史研究的互文性视角》，强调从互文性的、对话的视角看待文学史，尝试说明以一种跨文化的文本研究来解释文学史，论文中论说的文本的交互性和生产性这样两个角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尹小玲《文学史叙述与权力控制》，从话语秩序的建构有着权力的参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史的叙述功能，其中对于文学史选取材料的问题和文学史的经典化问题的论说，对于当今的文学史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意见。夏宏更倾向于从比较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来切入文学史的理论，他的文章标题为《长恨此身非我有——从苏轼看文学史对思想史规约的漫溢》，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各种教材专著中，往往首先给作者一种思想定位，然后以此定位来解释其作品，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是误解和曲解了作品本身的鲜活的含义，结合到文学理论中所谓“形象大于思想”这样的说法，应该说夏宏之说不无道理，而阅读他对于苏轼的创作的分析，还是可以给予人一些启发的。[编者按]     

"破"与"立"的书写 ——论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的新诗叙述方式

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是建国初期较为重要的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作,与王瑶、丁易和刘绶松的文学史著作共同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基础。在新诗叙述上,《新文学史纲》呈现出独特的书写形态。张毕来在认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前提下论述新诗发展的格局和新诗阵营的分化,以政治的标准评判诗人诗作,将资产阶级诗人作为批判的靶子列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同时把郭沫若的文学史形象提高到新的高度,肯定了他的浪漫主义本质,有"破"有"立"地塑造了评价不一的文学史诗人形象,表现出"诗"从"论"出的新诗叙述形态。     

文献史料：“为何”以及“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

学界以往对文献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意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固于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作为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属性有所忽略．对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任务和目标比较模糊．以及对当代文学的特赇性缺乏足够的自觉。在文献史料的运用上，既有囿于研究者的史学意识和史料视野，大量新发掘的文献史料没有进入文学史，导致一些流行的偏见仍是文学史上难以撼动的“钉子户”；也有在写作上未能将文献史料与作家的文学行为分析、优美作品的深度阐释、文学史价值的重构与发现有机地加以融合的问题。以作家的“文学行为实存分析”为中心,结合政治、制度、文化的考察．融合事件、思潮、作家、作品．叙述出文体演化史、思潮流变史、审美风尚史以及作家作品史齐头并进、杂糅无间的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生动和流动的景象,应是文学史叙述追求的一种新的境界。     

“民国机制”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研讨的反思

李怡于2009年提出的关于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引起了两岸学界的共同关注。由于形成时间短暂，它还需要经历诸多现实的考验。结合李怡等相关学者对此叙述范式所进行的解读，可以发现在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上仍有值得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回归文本自身的探索与批评--评刘克宽《当代小说艺术形态散论》

《当代小说艺术形态散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形态进行了较系统的评述，著者对其研究对象的论述清晰明了，对文本的阅读精细透彻。对小说文本的叙事模式、叙述结构、叙事主题和叙述对象、叙述语言等因素在十七年到新时期的变迁的客观细致的梳理，使该书无疑具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推进文体研究发展的领先作用。     

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试论苏青创作的意义

苏青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但由于她的作品疏离政治，未能反映时代的最强音，并且采用了女性叙述视角，所以为许多文学史家有意地遗漏。为了还文学史以历史的真实，本文从分析其性格入手，就新旧雅俗的有机结合及自觉、独特、深刘的女性意识两个方面探讨苏青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从感性学的角度看西方文学史

审丑并不隶属于审美,而是和审美共同构成感性学范畴.由此来观照西方文学史就会发现,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始终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而不是像"和谐派"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把西方文学史分成"古代朴素的和谐美、近代对立的崇高(或反和谐的丑)、现代辨证的和谐美".同时,这种从感性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方法,也避免了人们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后,又陷入了把文学史等同于关于主体自由的哲学史误区.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构想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晚清以来文学史面临的一些问题。以传统文化为坐标进行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现代中国各场域多样式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算的一个有效途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论后殖民文学的名与实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研究三十年,但后殖民文学的概念与内涵却较为含糊。后殖民概念的发展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密切关联,因此后殖民文学的发展与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之间具有强烈的承继关系和解构意识。后殖民文学应该被看做是萨义德为首的后殖民批评家以后殖民理论观照西方自扩张时期至今的文本,并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及阿什克罗夫发展自＂英联邦文学＂研究的跨民族、跨区域的梳理殖民文化遗产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对后殖民文学名与实的重新辨析将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与科研中有效地选择文本和阐释文本。     

从文学史发现文学的意义——以宇文所安为例

宇文所安通过对中国诗歌的阐释构建了一种诗歌理论以为诗歌辩护，其中心就是彰显诗歌的审美意义。在宇文所安看来，现代性的语境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阐释的意义就在于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精神价值，以对抗现代性对人性的侵蚀。因此，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是阐释的，而不是考据的；是意义的，而不是文献的。这种方法虽然有误读的可能，但其启示是巨大的。它关注古典的当代意义；他的阐释将传统当代化作为目的，突出了古典诗歌具有的价值关怀：文学以人性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     

鄙倍荒唐,殆同戏剧：《晏子春秋》史文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崇史尚实＂的主流观点使《晏子春秋》之类以历史为基础却又不拘泥于历史的作品被鄙弃,难以得到恰当的评判。随着＂文＂的地位的提高,文学批评的完善,＂史＂与＂文＂始平分秋色。虽然《晏子春秋》处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萌芽期,具有复杂的创作特征,但其具有的与史书迥异的文学创作的特征和手法,已显示出《晏子春秋》叛离正史、走向文学的的鲜明倾向。     

西方文论接受史的叙事法则

文学史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不断建构的。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具有浓厚的西学背景。西方文论接受史的基本叙事法则是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影响下的选择性叙事。     

文学价值论建构对文学观的更新和转换

文学价值论旨在突破和超越文学认识论局限,从而对文学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文学价值论强化了文学的价值观的地位和意义;文学价值论对文学观的历史建构和逻辑建构,奠定了文学价值观的历史传统和系统结构基础,促使文学观更新和转换,推动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革命".     

纯文学观与新文学历史建构——以司马长风文学史书写为范例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曾是一些文学史家的执着追求,这以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为典型。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有其合理根据,并在文学史建构中有重要意义,但现实语境并没给文学留下超然的纯洁空间。纯文学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一样,都会显示出它们的极端性与片面性而扭曲文学史面目。     

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 ,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 ,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 ,也更不成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 ,而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极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但口述史研究不仅不能因此而抛弃文献、看轻文献 ,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 ,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 ,换句话说 ,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 ,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