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模式也因此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中国模式”也在西方话语中成为讨论的热点。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片面性甚至具有荒谬性,为回应西方话语中关于“中国模式”的种种误解,我们应该以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引导全世界正确对待中国发展道路,正确理解“中国模式”。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大众文化防火墙的构筑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大众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接触日益频繁,从而加大了东西方大众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冲突。由于在成长发展上的后发性,中国大众文化成为西方大众文化“化中国”的重要途径,面对全球化的压力,中国大众文化不能退却畏缩,而应该以积极的“中国化”姿态来迎接挑战,用中国自己的大众文化构筑防止西方大众文化“化中国”的防火墙。     

“褒”“贬”兼施:西方对华舆论的手法

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冷战后西方舆论“热评”的对象。从形式上看,西方舆论的对华争论有“褒”有贬,但是“褒贬同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西方舆论就中国的发展情况曾经“大加褒扬”。“褒”——夸大事实     

美咨询公司开始研究“中国对手”

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正在让全世界侧目,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垄断巨头,在它们看来,中国企业“对全球市场的猛攻”姿态,襄挟在当前西方整体经济陷入泥沼的大潮中,显得更为“来势汹汹”——“狼来了,怎么办？”这个曾经在上世纪困扰中国的问题,如今倒了个个,成了西方世界开始发出的“警世危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后发优势”

谈论中国的文化传统,常常使人陷入一个悖论环境。但是若对这个问题加以变焦处理,可以看出不同侧面：从虚实分,西方文化其用在“实”,中国文化其用在“虚”;在某个历史阶段,西方文化其优在“先”,中国文化其优在“后”;从“段位”看,西方文化段位在“中端”,中国文化段位在“高低两端”。在中国国力日渐强大的今天,物质进步与我们的精神气质显得有些不相称,这是我们追讨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由“龙”之争看英汉互译中的译词原则

本文剖析了中西方（dragon）的差异,认为将中国“龙”译成英语“dragon”一词,违背了英汉互译词语翻译的三个原则,导致了西方对中国“龙”的文化误读。     

试论清末民初知识界文化心态变迁

当乾隆年间西方列强出现在中国时，中国士人坚守“华夏中心”说，将西方列强视作未曾开化的蛮夷，把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成果当作“雕虫小技”。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方有所改变。此时中国知识界开始正视西方列强的工业成就，但仍然秉持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并以“中体西用”指导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备受刺激的中国知识界方才开始正视西方文化，意识到它是有体有用，堪与中国文化并肩的文化，并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到五四时期，在内外因素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至此“华夏中心”说被摒弃。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化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却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中国不高兴？友邦很“惊诧”

一本目前正在畅销的，批判中国现实、阐述中西方关系症结的新书，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共鸣或争议，这本书叫《中国不高兴》。西方友邦的名嘴或报刊杂志都对这一普通文化事件发表了“高论”。美国《时代》周刊认为，《中国不高兴》一书是在中国影响广泛的又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并对中国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力量感到担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如同众多“忧虑过度”的西方媒体一样，更加“真切”地描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忧虑：     

勉为其难：日本人如何研究中国

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出于“西方一贯”和“亚洲一员”的双重立场，既不满于美欧学者以“东方主义”观察和研究日本（比如鼓吹“日本异质论”），又在观察、研究中国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往往带着一种优越感，热衷于抓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表达中国“全体像”。     

试论20世纪上半叶西方民俗学本土化之特征

文章在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学翻译借鉴西方民俗学的历程后,总结出西方民俗学在中国本土化的两个特征:阶段性特点,以西方民俗学为最终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误“将现代化”视同于“西化”,简单地用中国材料去印证西方的阐释系统,未能面对中国的民间文学现实。但西方的学术价值在开阔中国人的视野,训练规范化的思维方面仍具有深远意义。     

略论中西宗教中的真善美——中西价值观一瞥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聚了历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又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透过对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真、善、美等观念的比较可以透视出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与西方宗教中,认知价值方面“存而不论”与“追根溯源”的不同取向;“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理想;“优美”与“壮美”的不同审美情趣等都表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巴赫金对话理论与道家创生观对于现代生态危机的启示

阐述了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于现代生态危机的启示，介绍了中国道家哲学与西方现代性反思的对话。比较了西方基督教的“创造观”与中国道家的“创生观”。     

略论中西宗教中的真善美──中西价值观一瞥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聚了历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又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同时它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透过对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真、善、美等观念的比较可以透视出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与西方宗教中，认知价值方面“存而不论”与“追根溯源”的不同取向；“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理想；“优美”与“壮美”的不同审美情趣等都表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特点，对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诗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许渊冲翻译理论和1995年《红与黑》汉译大调查

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大调查实际上是关于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中国翻译理论“再创造论”与披着西方翻译理论外衣的虚假的“等值翻译”理论优劣的调查。中国一些理论家将西方翻译理论核心术语equivalent/equivalence（相似或相当）误读和误译成“等值”而产生的所谓的“等值翻译”理论。大调查的组织者用披着西方翻译理论外衣的“等值论”假理论打败了中国的“再创造论”真理论。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大调查在翻译理论界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清除。     

中西方管理文化比较分析

阐述了企业管理文化概念以及中西方管理文化的形成及其差异，通过中西方管理文化差异形成原因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中国企业的出路就是按照西方管理来运作”的认识的不合理性，得出“中国管理文化并不会被西方管理文化所取代”的结论，并借助海尔企业文化案例，提出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     

重"意"与重"形"的审美诉求--中西诗学中的"象"及其美学意义初探

“象”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诗学中主要表现为“意象”,而在西方诗学中主要表现为“形象”。中国诗学中的“象”以“意象”的表现形式实践了一条明倡“形神兼备”,暗中则是“神似胜于形似”,重“意”远远胜过重“形”的道路;而西方则刚好走了相反的路子,它以“形象”的表现形式演绎了一段重“形”轻“意”的历史。近现代西方美学中“意象”概念的广泛使用和文艺实践,为中西诗学的对话和未来发展昭示了广阔的交融前景。     

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读杨牧之先生《佛罗伦萨在哪里》

人们喜欢把封建的中国说成是“闭关锁国”，这不完全符合事实。除了交通阻隔和个别帝王持闭锁观念以外，历代中国大都还是开放的。清朝一度闭关自守，在道光年间，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之后，先进的中国人也开始大量走出国门，先是引入西方的“坚船利炮”之术，后又引进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直到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学习西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才发生了彻底变化。时人称当时的这种东西方化交流叫做“西学东渐”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西游络绎不绝，游记也层出叠见。     

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国化探析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移植于西方高等教育,对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也多有借鉴。以“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思想为例,中国高等教育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国家政治管理体制,古代高等教育管理传统,地区和社会的经济、文化差异以及现代大学发展的时代逻辑影响下,这两种传自西方的经典高等教育管理思想逐渐实现了中国化,发展为“教授治学”和“大学自主”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思想。而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中国化的发展旨归也必将是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