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谒看李白杜甫的入仕心态

干谒之风非始于唐,却在盛唐时期最为风行,此期的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亦未能免俗.李白不屑科举走上千谒之途,杜甫则是科举失利方入干谒者之列.他们二人在干谒时段上有长短差异,在对于谒结果的认识上亦有所不同,但他们事干谒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荷,然而无论怎样李白和杜甫在入仕心态上都是积极的.虽然他们都事干谒,却依然不减他们卓然大家之风范.     

李白和杜甫山东诗的比较研究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兼容并包文化氛围下孕育出的两朵奇葩,他们的山东之作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风格意象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李白取材广泛,随处着笔,主要描写求仙、任侠及帝师形象,诗风豪放飘逸,意象丰富,深深地烙上了齐文化的烙印.杜甫积极乐观,对仕途充满信心,作品包括狂放漫游的写景诗,更多的是蓬勃昂扬的言志之作以及稍流露出的仁者情怀,多为温雅雄浑之作,呈现出沉郁的端倪.意象活泼灵动,体现出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印迹.     

李白与杜甫诗歌比较研究

后世敬仰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歌。李白、杜甫的诗歌思想有着一致性,他们同样爱祖国、爱人民,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本文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诗歌风格、诗歌表现意象三个方面比较了李白与杜甫诗歌的不同。     

“兰文化”探微之十 双璧辉映话沉浮──从李白杜甫诗文的“兰蕙”看其文化品格

本文主要取文化学视角，以文化符号“兰蕙”剖析李白、杜甫有关诗文内涵，揭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品格。 李白诗文的兰（蕙）即屈原首创的君子人格形象，它主要是审美的、自我欣赏的，具有芬芳、雅洁、孤高的品格，是李白独立人格的象征；杜甫的兰（蕙）则主要体现功利与重生，用以调节仕途中的人际关系而求闻达，因而具有复杂、随机、以之为用的特点。 文化符号“兰蕙”客观表明：长江（楚）文化孕育了道家的李白，黄河（齐鲁）文化玉成了儒家的杜甫──虽然李白难免儒、法思想的影响，杜甫亦为道家思想所吸引。因此，大河（长江、黄河）“农”文化所塑造的主要民族品格，诸如执着、热烈、坚毅、锐敏、质朴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盲目乐观和依附性，均不难在他们身上发现──李白偏于开放灵动，杜甫偏于内向严峻。李杜犹如中华“农”文化之树的同根两干，并峙辉映，俯仰天地，共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品格。     

李杜关系新探——兼及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二韵》的作年问题

李白与杜甫，是学术界公认的唐代涛国中的“双子星座”。两人白天宝三年夏在梁园初识后(详见拙作《李杜初识时地探索》一文，载《四川师大学报》1987年1期)，一见如故，即结下了“怜君如兄弟”的交往情谊，而且，这种情谊直到二人的晚年，都不曾有丝毫之破裂与损伤。但是，我们若从年龄的角度考察，知李白大杜甫十二岁，杜甫于李白本应称兄，     

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和态度,不少人认为是扬李抑杜。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可以说,他一生对李白始终是偏爱和崇拜的;虽然不甚喜欢杜甫,但对杜甫也是尊敬、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作《李白与杜甫》,强烈地表现出扬李抑杜的倾向,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     

谢朓风接受的转关略论

在谢朓诗风接受史上,李白、杜甫的审美接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李白称赞谢诗“清”的一面,对其“绮丽”的一面似不以为然,但他的诗作却实际上合理地接受了“绮丽”之美,为谢诗的更全面深入接受开启了大门;而杜甫,则既推许谢诗的“清”,又完全接纳谢诗的“丽”,从更客观全面的艺术价值角度审视关照谢诗,其诗作全面接受了谢朓的诗风,从而完成了谢诗诗风接受的转关。     

李白籍里“山东”说新探

对与李白知己杜甫的<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一诗进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证明李白的籍里是唐代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自由人格·功业理想·人道精神——李白、岑参、杜甫写妻诗之别

古诗中夫妻爱情既少,却又附着于其他题材。李白、岑参、杜甫即如此。三人写妻诗作多有不同:叙写的角度,对妻的称呼等,这恰恰可以看出三人不同的人格理想:李白追求自由,岑参志于功业,杜甫则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位人道精神的典范。     

李白杜甫诗歌比较浅谈

唐诗，中国诗坛上的珠穆朗玛峰；盛唐之诗则为峰上的奇葩，李白、杜甫即是照耀这高峰的两个璀璨的星座，正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歌的取舍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然而唐代人所选的十种唐诗选集对李杜诗歌的取舍却与后人对二人的推崇大相径庭.李白被选入的诗歌数量有限,被选入中唐以后的“唐人选唐诗”很少,而选录杜诗则少之又少,且被后世所推崇的代表作也不多,由此可以看出李杜的诗歌在唐代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受选诗时间上的限制外,其根本在于李杜诗歌与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不相符,或许这恰恰反映了唐人对诗歌的价值取向.     

唐代诗人的屈子情结

在唐代诗人中 ,存在着一个相当深挚的屈子情结 :李、杜、白、韩、柳等一批诗人 ,尽管对屈原的看法和评价不尽相同 ,却都在精神境界及文学素养等方面受其沾溉。有些文人对屈子的责骂之声虽时有所闻 ,但屈子永远是诗人们心目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略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的《离骚》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杜甫继承了《诗经》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风发挥到了极致，是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者。二人虽风格不同，但是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时代环境、人生经历、性格理想、爱国精神、表现手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无疑，生于后世的杜甫，对屈原的精神和遗产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     

浅谈北宋时期的“扬杜抑李”思想——以《太平御览》对李杜的记载为例

类书本是"述而不作"的,但是它的体例设置、材料取舍等方面仍然能体现出选录者甚至一时之文学趣味及主导思想。本文在简述"扬杜抑李"思想时,试通过北宋时期的一部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对李杜的记载与诗作的选录情况加以分析,进一步从类书的角度为北宋人的"扬杜抑李"思想寻找依据,以开拓研究视野。     

吏人起源于官府贱民略证

关于吏人阶层的起源问题，现有的几种解释都不是很周全，特别是从官制角度把吏人视为人为压制的结果，这与唐宋之际身份解放的大潮流相违背，显然不合情理。有种种证据显示，吏人的前身应该是官府贱民，这些人在隋唐时期开始加入日渐卑冗的吏职，并可能通过流外制度升入官员行列。唐宋之际，这些人的身份也一样得到很大解放，宋朝对吏人的种种压制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压低他们的地位，只是取消了他们通过流品制度升入士流的机会。     

白居易在杭、苏时的“吏隐”心态及思想渊源

“吏隐”是中唐士人重要的生存方式，包括“兼吏隐”和“隐于吏中”两种具体的心态。白居易出刺杭州、苏州时持“吏隐”心态，他的思想随着环境变化不断由“兼吏隐”向“隐于吏中”倾斜。白居易“吏隐”思想受到魏晋以来的“大隐”观的影响，也是中唐现实环境的产物。禅宗的世俗化，庶族地主的人生趣味，儒家济世情怀，中唐后期复杂的政治环境等均是白居易“吏隐”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     

李白、杜甫“蜀道难”诗作创作心态及艺术表现手法比较

李白在“蜀道难”同题乐府中抒发过“蜀道难”的浩叹，杜甫因其亲历过艰险的蜀道而留下了细腻、真切地描写“蜀道难”的诗篇，各自诗作中流露出了不同的创作心态，创作方法、艺术表现手法及艺术效果也差异鲜明，展现出两位诗人独具个性的主体风格。     

科举考试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选官制度发展史上,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则是隋唐以来中国的一个创造。它从肇始至废除历经1300年,为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王朝提供了大量具有良好的儒学素养的高素质后备官员,亦对中国古代教育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一制度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文章通过对科举考试发展演变历程的追溯,客观评价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影响,指出其负面影响。     

李白辞赋用典研究

李白辞赋用典来源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且辞赋用典灵活自如，取舍得当。从用典类型看：一是语典的运用，使得文句典雅含蓄，意蕴丰富；二是事典的运用，这是李白思想的外化，是彰显情感的艺术手法。     

谈孟浩然隐逸不仕的内在原因

盛唐诗人孟浩然终身不仕的原因前人多有探讨,本文试从孟浩然自身的身体状况、性格以及疏于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他终身不仕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