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何其芳研究综述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于何其芳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近五年来,学界对何其芳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分析了何其芳的童年生活以及对他创作的影响因素,＂何其芳现象＂的以及他的前后期的创作研究,何其芳研究的科学发展。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点,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何其芳的悲秋情结——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何其芳大学时期的诗文显示出浓厚的＂悲秋＂情结。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的契合。通过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触到他孤僻的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交融成的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使得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而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     

“何其芳现象”再批判－－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暨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何其芳诞辰90周年及第二次何其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在重庆重庆三峡学院召开，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出近年来何其芳研究的进步，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文本的分析更为具体，深入，并再一次讨论了“何其芳现象”，对于这些观念，从何其芳在解放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既有多种原因，又是与时代因素分不开的。     

论何其芳《画梦录》中“三峡情结”的创作意义

何其芳是一个具有深厚“三峡情结”的京派散文作家.面对30年代散文日益趋向“叙事化”和“说理化”,离新文学初期倡导的美文距离越来越远的现实,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改变这种状况,并对京派文艺理论形成一种契合.     

他者的现身与文化的解读

拉康的他者理论将"自我"归结为"他者",自我身份的认同形成于自我对他者的认识过程。作为文化符号转化的翻译活动,他者文化成为我族文化一种想象的投射,翻译过程的文化解读与诠释就成了以我者为中心为实现自我文化认同的主观能动性行为。他者的现身使得文化的解读与诠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状态:文化接近、文化操作和文化融合。在我者与他者的重叠共识中,文化意识的交融不断加强,自我文化可以形成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新动力,文化的解读便会踏上以"他者"之石、琢"我者"之玉的征途。     

何其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兼论“泛意识形态化”阐释模式

从何其芳建国后的文学批评实践来看，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文学批评的特点可概括为“泛意识形态化”阐释模式。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自我调适

1949—1966年间何其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具有极大的分裂性。一方面,他在体制内部紧跟中共中央的步伐,以文件和政策为依据,开展批判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体制允许的最大限度内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坚持。二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其精神人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做着自我调适。     

从“独语”到“对谈”——论何其芳1940年代的诗歌转向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批诗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观念和写作策略。诗人何其芳在这个时期对诗人身份、诗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何其芳在1936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进行的诗歌创作,显示了从＂独语＂到＂对谈＂的转变特征。＂对谈＂不仅标示了何其芳在延安的生活方式,也是他诗歌的言说内容和结构方式。但是,这种变化是有限度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何其芳既受到外界的干扰,也遭遇到诗歌形式上的困惑。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一个人的童年和他的政治——从“自我”角度对周作人附逆悲剧的解读

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周作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亲人的过度关爱,这影响于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意识的凸显和弱者的自我认同的合一。这决定了周作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保护,而与外界的自觉的呼应和配合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只有在一个理解轨道和他的内心相通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自我的生命力才会被激发起来,其人格走向才是外向、张扬和成长的;如若不然,便是自我封闭,在对外界的决绝拒斥中退回到童年自我的封闭狭隘中去。周作人的“自我”的独特性在其附逆的人生悲剧中也得到了体现。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显意识层面下的真实姿态——周作人的早期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开始他作为现代思想者的历程的,但是他的早期思想,尤其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明显与传统儒家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不过被其强烈的反传统姿态所遮蔽。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周作人后期公开标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的逻辑起点。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铸剑》:鲁迅的爱情宣言与生命宣言

1925年底到1927年初,集中了鲁迅几乎全部牵涉爱情婚姻的作品,而写于此期间的全部六篇小说都在思考至爱者或身份关系上至密者之间的关系形态,这正是鲁迅此期间复杂爱情心态的呈现.《铸剑》写于这一时期的末尾:鲁迅下定爱情决心并付诸实施的时间.通过对鲁迅与许广平书信的考察,认为从眉间尺到宴之熬是鲁迅爱情心路的过程与精神结果,爱情同时促成了鲁迅于此时精神生命大转折的实现.     

从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到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论鲁迅与赵树理关于大众化的同异

20世纪30年代鲁迅提倡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别一种作者”和“别一种看法”的文艺.赵树理实践着这种鲁迅对新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确认,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在大众化文艺创作中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先导作用.但在具体的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守着对大众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立场,而赵树理则强调对大众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立场.     

鲁迅创作中的"戳伊杀"意象

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是着意表现扭曲了的孩童形象的先锋.在表现孩童的近20部小说文本中,有2/3篇目中出现的都是扭曲的孩童,已经成为一种原型式的存在.扭曲的孩童意象频频出现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除了愤恨于文化传统观念对孩童的毒害、借以树起社会批判的大纛之外,无疑还隐含了来自其内心深处的某种难以言说的创痛,对于深刻地理解鲁迅的整个创作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试论《朝花夕拾》的文化批判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回忆散文集，其中包涵了诸多的温情元素。但透过全书，我们却可以深刻领悟到鲁迅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即对封建制度、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最透彻最尖锐的批判。鲁迅文化批判意识的形成表明了其对社会国民精神状态绝望感的反抗，是其“反抗绝望”这一人生主题的有力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