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论斯威夫特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认同斯威夫特对社会、人性“掐臂见血”的辛辣批判,也欣赏他使用的“反讽”这一修辞策略,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两者的结合,这契合了周作人思想性格、人生哲学与文学趣味中“流氓与绅士”、“铁与温雅”的对立与统一。     

浅述周作人思想的复杂性

传统观点对周作人的解释往往停留在“政治话语”的层面。纵观周作人的人生经历，我们就可以清醒地体察出他思想的复杂性。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思想上的进退与怀疑最终导致了五四退潮之后他行为的反常和政治上的“失节”。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思想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多样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周作人和鲁迅: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

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是何其芳精神生长中的“旧我“和“新我“两个自我镜像.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体现了他政治信仰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     

“药草堂随笔”与周作人的战时心理

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入世精神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周作人有意的自我调适及疗救,展开他一直信奉的"伟大的捕风"的"启蒙运动"。事变后,周作人选择"留平"而非南行,很大程度上是他人生主义的儒家思想的结果。在"药草堂随笔"中,周作人借"人情物理"来释放他因对于旧思想、旧道德的"震惊"而产生的紧张感和压力感。"药草堂随笔"记录传说中的人与事,含了保存与维护的悉心,替破坏中的国家敛聚精气。在周作人看来,传统或传说的资料或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周作人附逆期间曾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在事后强调自己的这些看法意在“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为民族求生存”.因此,木山英雄将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表述为“复古”,陈思和、董炳月等则强调其落水的性格悲剧,强调其民族主义表达的相对合理性.其实,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合的思路.他附逆的悲剧,固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周作人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教讲演考辨

1920年12月19日周作人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讲演宗教问题,为学会讨论和决定宗教信仰问题提供资料和方法指导。这是他在学会的唯一一次宗教讲演,而《知堂回想录》则说成是第三次讲演。导致这种忆误的原因,主要是周作人当时混淆了少年学会与少年中国学会两个团体,以及日记“至第三次少年中国学会讲演”之误。     

周作人文学批评个性浅谈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周作人是一位毁誉参半的批评家。左翼批评家阿英曾肯定他的批评活动“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①。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的两行大字:“自由——宽容”,“个性—表现自己”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文学批评大多以散文的笔法,平和冲淡,充溢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着一种尊重“个性”的宽容开放的气度和诚朴谦逊的文风。其涵意深厚、个性色彩鲜明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周作人论通俗文学

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他的文化观的体现。他提出了文学的“三分法”,认为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必须重视通俗文学的研究,因为通俗文学代表大部分民众的思想。他认为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世情文学起源于士大夫,而武侠文学来自民间,日本的通俗文学则相反。周作人的通俗文学观是与他的非功利的文艺观相一致的。     

显意识层面下的真实姿态——周作人的早期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开始他作为现代思想者的历程的,但是他的早期思想,尤其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明显与传统儒家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不过被其强烈的反传统姿态所遮蔽。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周作人后期公开标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的逻辑起点。     

周作人生活观的调和色彩

周作人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但经比较得出:周作人的“中庸”与传统的中庸略有不同,它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侧重的调和。受此影响,周作人的生活观带有明显的调和色彩。这种调和具体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表现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与“微妙地美地生活”的调和;其二表现为超越现实与不忘却现实的调和。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误读

周作人是日本“人情美”的崇拜者，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里，他赞同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学说，认为日本固有文化里没有忠君的观念，忠君观念来自中国，因此不能将忠君看作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国民性；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推出另一种与之对立的日本国民性——人情美，并劝人们“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     

“我者”与“他者”——对《佛洛斯河磨房》女主人公玛姬的解读

女性是被男权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他者”。作为失语的“他者”,女性寻求真我成长的过程注定是辗转曲折的。而男权社会强大的话语权消解了女性追求自我的努力。女性的成长实际上是主流社会对其收煽的过程。从“我者”与“他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佛洛斯河磨房》中女主人公玛姬在父权社会中寻找身份之旅失败的强大社会根源：在父权社会语境中．玛姬是被“他者化”了的客体,注定无法实现自己所期待的身份,回归自然才是女性自我的真正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