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理学中的"理欲"与"义利"

本文通过对朱熹理学中“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以及“义”、“利”诸伦理范畴的简略论述,分析了朱熹理学“义利之辨”及其现实意义。     

"言归于好"之"言"字刍议

继王引之《经传释词》注“言归于好”之“言”为“语词”后，各类汉语工具书皆认为此“言”是助词，无实义。结合文献及声韵，认为“言”应为“我 焉”的合音词，有实义，即“我就(从此)”。清代后，“言归于好”之“言”虚化为助词，无义。     

朱熹的美学思想述评

朱熹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文道之辨”、“理象之辨”和“诗辨”构成。朱熹认为“文”与“道”是合一的；在“理”与“象”的关系问题上则认为理为象之根本，象为理之应用；关于“诗”。朱熹情有独钟，所论涉及诗学的方方面面，并特别推崇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古风古意。     

朱熹对儒家朋友之道的理学诠释

在宋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朱熹对儒家的朋友之道进行了诠释，将朋友关系拉回到五伦体系之中。朋友关系和其他人伦关系一样，均是天理之义，是天叙的存在秩序，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特点，且在五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五伦的基石。通过对诚、忠等概念的辨析，朱熹详细地阐释了朋友间相处的“信”这一道德规范，并分析了朋友之间为何要以“信”为交往的准则。朱熹重视朋友相处在人格完善上的重要意义，将其视为变化气质、圣贤人格养成的重要途径。孔孟所确立的朋友之道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具有了成熟而完备的理论形态。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毂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以之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毂梁传》,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毂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毂梁传》,但当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毂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毂梁传》的中心思想。     

朱熹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方针的借鉴意义

朱熹的德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治国思想的继承。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理论，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借鉴和继承。今天，我们要通过研究朱熹思想，联系实际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针。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赋比兴说

(一)毛诗郑笺释兴 (二)兴义溯源 (三)赋比兴通释 (四)比兴之用 诗大序说: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周礼大师称为“六诗”,次序相同。孔颖达毛诗正义说: 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以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 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 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1)赋比兴又单称诗三义,见钟嵘诗品序。风雅颂的意义,历来似乎没有什么异说,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渐有新的解释。(2)赋(1)说本郑志。又“南”当别出,与风雅颂为四,今姑仍旧说。(2)如阮元释颂说…     

以心体之 重复思绎——朱熹经典解释方法研究之一

“以心体之”是朱熹一向所倡导的经典解释方法。根据朱熹的论述看，这是一种通过心理移情来理解和把握经典文本意义的方法。在经典解释实践中，朱熹经常是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实现了对经典文本的深刻理解。     

“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牟宗三对陆九渊的解读

牟宗三讲陆九渊以“非分解地立义语”将全部预设的“分解”都教在《孟子》中，直从“第一义”进行点拨、启发、训诫学人，从本质上把握住了陆九渊及其心学的特征。同时陆九渊因其强调从“第一义”出发，所以对“第二义”甚或“第三义”重视不足，不免落于“偏”，对于朱熹的学说也未能点出其问题的要害，使朱熹误认为陆九渊“合下有些禅底意思”。这一点，牟宗三也进行了分解式的厘清。     

藤原惺窝和江户儒学

日本儒学发展到江户时代，迎来了它的全盛，儒学各派相继诞生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使儒学走上了日本化并且给日本以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子学本身强调的纲常伦理观念大义名分思想忠孝仁义等主张符合封建的幕府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以及佛教自身的弱点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藤原惺窝及其门徒等人对日本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     

天理与道义的彰显——朱熹王道思想的政治哲学解析

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意指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的是儒家对理想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追求。先秦两汉儒家在把王道理解为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的同时，也把它等同于“先王之道”；朱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了政治生活中的道义原则，把王道理解成为符合“天理”的政治，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朱熹的王道思想具有明显的道义优先价值取向，它强调的是道义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把王道理解为符合普遍法则的政治表明了传统儒家对政治生活的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传统儒家的道义论政治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

朱熹和戴震《诗》学关系密切,朱戴有着共同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大胆怀疑,客观求真。朱熹《诗》学诸多思想和方法对戴震有明显影响,戴震《诗》学借鉴了朱熹《诗》学的具体思想和方法,肯定和引用了朱熹大量的《诗》学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戴震《诗》学对朱熹《诗》学有所超越和发展。     

略论朱熹对浑仪的研究

宋代理学家朱熹研究过天文学，而且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朱熹家有浑仪”。朱熹对浑仪的发展历史以及浑仪的结构有过深入的研究，并作了详细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他运用浑仪研究天的北极、北极星以及其它天文现象，以诠释儒家经典中的天文知识，从而表现出朱熹既是理学家又是天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黄钟正律与谁合——关于朱载墒和康熙不同观点的物理证明

对于未经管口校正的律管，朱栽埔和康熙对黄钟正律与哪个半律相距一个八度音程，持不同观点。以现代声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对朱栽墒律管和“康熙十四律”律管的理论计算和分析而严格证明，得出朱栽靖的观点是正确的结论。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吕祖谦与《近思录》

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本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朱熹的影响和学术地位，时有抹煞吕氏名字现象的情况发生。虽有像《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权威著作力陈其非，仍未肃清影响。勾稽朱、吕文集与两人往来书函，剖析《近思录》中具体内容，不仅可以揭示当时编纂史实，还能确立吕祖谦在《近思录》编纂中真实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