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族诗人晨宏诗歌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关系

诗人晨宏是景颇族作家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多涉及民族生活，并“记录”和“储存”了许多属于自己民族独特的现代性体验。浓郁的本土意识是晨宏诗歌的显著特点，他在本土意识的书写中实现着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晨宏善于写“树”，并在其中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创造具有复杂性格的“活人”——论茅盾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的创造,是小说创作的中心。现代文学巨匠茅盾,就十分重视小说的形象塑造。他提出过创作以人物为“本位”论,把人物形象塑造“尊为第一义”。①关于他自己的创作,则说过:“‘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②由此可以见出形象塑造在他创作中的位置。对于形象的具体要求,茅盾提出过一系列精辟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活人”的主张。他认为,小说描写的不是“‘标本式’的人物”或“纸剪的傀儡”,提倡“写出来的人物是立体的复杂性的活人。”③这就对形象创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茅盾的创作就是遵循这一原则,从而为小说的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经验的。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对此作全面阐述,只能着重就表现性格的复杂性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老舍作品中的英国人形象

迄今为止,学界对老舍创作中的异国影响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老舍作品中的另一异国因素：异国人形象的塑造仍关注不多。而作为一位旅居英国近五年并在英国生活期间走上文坛的作家,老舍塑造的英国人形象就很值得关注。从老舍的整个创作背景看,老舍是以一种通过他者反观自我的文化思路来塑造英国人形象的;而且在不同时期的文字中他笔下的英国人形象是有所变化的。可以说,这种异国形象的塑造不仅折射出自我与他者的现实关系,也反映了作家对自我的认识。     

童心与自然——论顾城的人生信仰及其创作

被冠以“童话诗人”称号的顾城尽其一生都在执着地追求他的人生信仰——童心、自然。从他的诗作里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顾城身上特有的童心与对自然超常的悟性，并把这一人生信仰贯穿其生命的始末——他的生活、创作以及爱情。他固守着那座纯明的“童话王国”，偏执地拒绝成长。顾城这个一生以诗为生命、以生命为诗的男子以其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他的“诗法童心”。     

吟承古体出新意,沥尽肝胆现赤心——略论郁达夫散文的独特性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贯穿着他短暂的一生。郁达夫虽以小说闻名于世，但是“郁达夫散文的艺术成就，实不在他的小说之下”，在他的散文中，始终蛹动着一个“述叙者”的形象，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在当时，都是开风式的格调，而最重要的是其散文忧郁隐藏着对祖国凝重的爱。这些独特性，是郁氏散文最为闪亮的光辉。     

“土生波斯”李洵词学人格简论

“土生波斯”是我国古代对波斯人在华后裔的称呼，李洵为波斯人之后，当有此称。李洵在花十八家中有较大影响，表现在他能以广泛摄取形象的方法，创作出不同于花间词总体风格的许多词作，并以词见人，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词学人格     

人性的深海——也谈海明威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

海明威创作中奉行“冰山原则”，文笔简练含蓄，所塑造的形象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像一个深海：“硬汉”精神不仅仅体现在男性身上，那些勇敢面对苦难的女子也可以称得上一条“硬汉”；被斥为“妖妇”的勃莱特和海伦放荡的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情；凯瑟琳和玛丽亚不是“驯服的性羔羊”和“专供玩赏的姑娘”，她们是男主人公对抗虚无的最后屏障；《老人与海》不是漠视女性世界，“大海”的形象是对男性情感中女性成分的充分肯定，是女性形象的升华。     

窦娥形象创作动因论

长期以来，人们对窦娥这一形象存在着误读，从《窦娥冤》的情节看，窦娥是封建社会贞节孝妇的典型。关汉卿之所以创作窦娥形象，首先是因为受到了历史上“孝妇”形象的影响，同时，关汉卿也试图通过这一形象否定异俗风习、蒙元统治，呼唤汉民族传统的伦理文化。     

无根漂泊的“零余者”——从《河岸》中的主人公库东亮谈起

《河岸》中的库东亮是生活于当代中国的“零余者”，他的自我放逐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因文化之“根”失落而产生的一种普遍漂泊感。库东亮对文化革命的拒绝宣告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回归，这使他的寻根成功有了某种可能。这个人物是苏童对20世纪“零余者”形象的丰富和发展。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现实主义特色

“永州八记”的创作与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思想状况、生活体验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组具有游踪连续性的水游记中,借助生动鲜明的山水形象,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的高尚品格,是典型的托物言志创作手法。其中有些篇章,直接涉及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表现出他的一贯性政治主张。这些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可贵的思想价值,构成了浓重的现实主义特色,正因为如此,“永州八记”在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乃至整个文学史上都特别受到重视。     

孔原研究与谱牒运用——孔原研究专题(九)

融谱牒于孔原研究,基于两个方面。一直接作用:纠正孔原祖籍误传,促其族谱获得,破解其胞叔陈丙生身世之谜,确证其生母系龚氏及其生卒,提供孔原本名、别号、婚育新信息,孔原就读广益中学原因等;二现实意义:纠正人们对谱牒认识的偏误,促进孔原年谱臻于完善、为地方文化建设开辟新窗口。     

元末名臣苏天爵为官操行溯源

元末名臣苏天爵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严于执法、勤政爱民，具有极高的为官操行。在当时有“苏青天”之美誉。而其之所以具备这些优秀品质，一方面源于严格家教下儒家文化对他的浓厚熏陶；另一方面源于祖辈们尤其是父亲苏志道的榜样示范效应。     

生命意识的流动——浅议沈从文的散文创作

沈从文的根在湘西。清新秀丽的山山水水,古老苍凉的文化遗迹,悲凉凄美的传统习俗,爽直强悍的山民水手给了从文许多生命的启迪,蕴育了从文散文中独特的文化氛围:一方面,作者对湘西"自然之子"的生命形式大唱赞歌;另一方面又为湘西历史与现实中的悲剧性命运感到"无言的哀戚"。这种"又痛苦又快乐"的情绪,流淌在以湘西山水人情为背景的散文创作中,使得从文笔下的生命总是呈现出一种悲而美的意蕴。     

李贽出家原因小探

李贽是晚明时期以反叛性格闻名于当时的“异端”。他极力追求的自适、为己之学,自身不服管束与愈压愈起的倔强性格,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及由此而激起的强烈求道之心等种种因素,促使他有官不做,有家不回,最终走向剃发出家。主要论述李贽剃发出家的种种原因,并力图将之归结于其最终原因:即对死亡的恐惧及由此激发的求道热忱。世人皆贪生怕死,而李贽自言自己尤贪生怕死之尤,所以他选择剃发出家,以便全心全意地探究生死大事,证得生死之道,最终参透生死,脱离苦海而终至无生无死的境界。     

庄述祖的经学思想

在清代经学史上,庄述祖是庄存与到刘逢禄之间的中间环节。庄述祖的经学思想既有以汉学为根株,又具有说经宗西汉的双重性格。对后来经学的发展来说,庄述祖的说经宗西汉更具有历史发展意义。他说经宗西汉、攻刘歆作伪、以《公羊》为主遍说群经、重视今古文经学的区分等,都给刘逢禄以直接的影响。     

六祖惠能“竞不奉诏”原因探微

六祖惠能在岭南弘传南宗禅法著名以后，唐朝皇帝一再诏请他到京城施化，惠能“竞不奉诏”。自从胡适对此史实进行证伪之后，杜继文等也认为朝廷征召惠能及诏书都可能是假的。这些史实的真伪已经有杨曾文等学者通过研究进行了考实。为了论析惠能“竞不奉诏”的相关问题，有必要再次梳理这一考证史实，才可以对惠能“竞不奉诏”的主要原因作进一步较为深入的探讨。由于朝廷征召并非一次，惠能“竞不奉诏”仅用一个以老疾相辞的理由是说服不了的．这也不是惠能不奉诏的真正原因。他坚决继承禅宗祖师不奉诏、不当国师的传统，具有“吾形不扬，北土之人见斯短陋，或不重法”的顾虑。又要遵守“先师记．吾以岭南有缘，且不可违也”的弘法原则，还要接地气，保持南祥宗的农民性和地方性，是“竞不奉诏”真正原因。     

陈独秀教育思想刍议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出路五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方面,他认为:教育是“必需品”非“奢侈品”,教育能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在教育方法方面,他指出,教育之道应是“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在教育内容方面,他认为教育必须要德智体三者并重。在教育内容方面,他提出要力除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弊端。在教育出路方面,他主张必须要取法西洋,废除旧教育,提倡新教育。     

D．H．劳伦斯的逃遁意识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D．H．劳伦斯的一生都在寻求自己的理想之地，在其作品中所塑造的逃遁者大多都发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在社会中找不到自我或是由于当时的生活所迫，于是以逃遁的方式来进行抗争，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从他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人们的逃遁方式来看，他无疑是在表达自己的心声。他讨厌当时工业文明带给社会及家庭的负面影响，他想要逃离出去，寻找自己理想之地以取得精神上的慰藉。     

从“驱张”到“援鄂自治”——论赵恒惕主湘的功与过

赵恒惕在1920年6月至1921年9月期间主持湘政,积极参加驱张运动,有功于恢复湖南的稳定,但又在湘军内讧中排除异己,坐收渔人之利;采取恢复文教、严禁鸦片等有利于湖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但又巧取豪夺,横征暴敛;颁布《湖南省宪法草案》,成为湖南首位民选省长,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权利,但又罔顾宪法,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打着"联省自治"旗号,滥用武力,连年征战,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所。     

胡适出使英国始末

1937年9月-1942年8月，胡适在美国度过了5年外交生涯。任大使期间，在经费困难和国际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他一方面与美国上层频繁接触，获得了美国的两笔贷款，为抗战筹措资金；另一方面豁出性命讲演，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抗日作舆论宣传。但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他人的误解，以及与宋子文之间的龃龉，最终被蒋介石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