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

学术界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观点不一:一是认为张学良只是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二是认为蒋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而张是执行者;三是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是包含局部抵抗的总体不抵抗,应对东北沦陷承担责任;四是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是“不抵抗中之抵抗”。笔者认为在“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做出不抵抗政策应当负主要责任,张学良作为执行者,也应当负责任。     

抗战时期日本特务在我国西藏的活动始末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加快了全面侵华的脚步。为了实现其“大陆政策”，尽快解决“中国事变”，从事了一系列染指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并且在其拉拢上层僧俗贵族的同时，还向西藏派遣了大量的特务进行活动。     

“柳条沟”还是“柳条湖”?

吉林省永吉县读者苏克新来信,认为我刊第16期《侵略史实岂容篡改》一文提到的“柳条湖事件”,应为“柳条沟事件”。为此,我们查核了有关资料。据易显石等四人合著的《“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考证,“九·一八”事变中被炸毁的一段铁路的地点,叫柳条湖村。这是自清代起一直沿用     

民主党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评析

本文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期间(1931年～1945年),民主党派在政治道路上依次走过反共反苏反国共合作——抗日反蒋——拥蒋抗日——民主宪政——响应联合政府运动等五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运用不少史料评价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九·一八”国耻难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炸毁一小段铁路再嫁祸给中国士兵，这些“恶作剧”似的开端，可不是因为川岛中队长和河本末守小队长长夜无聊。     

抗日战场上的“武”拼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于此之后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14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最为顽强和坚决的斗争。我党的抗日队伍使用最简单的武器与装备精良、     

论“七·七”事变前冯玉祥将军的抗日活动

冯玉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在“九·—八”事变相“七·七”事变期间,他坚决主张抗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本文试就这期间冯玉祥的主要抗日活动进行评述,以求教于各位专家。 一、临危出山,请缨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很快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在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对内围剿红军,对敌屈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面对日寇的侵略,当时正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的冯玉祥将军,再也坐不住了。他发出通电,谴责蒋     

“九·一八”前后日本几次“烟囱男”事件

<正>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而在此前后,日本国内已是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当时发生的"烟囱男"事件,就是象征性的社会事件之一。"烟囱男"出现的背景"九·一八"事变前的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日本已两次出兵中国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干涉中国内政。继之,1928年6月又策划     

日本是怎样发动“九·一八”侵略的

震惊世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快51周年了。这个“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开始。在日本尚有一部分人肆意篡改历史、妄图重温侵略旧梦的今天,回顾一下这一“事变”的     

“宪政为体,君主为用”:1915年国体讨论中的君主立宪主张

1915年发生的关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制度何者更适于中国的国体讨论运动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中重要的一页,其波及范围之广和其自由公开程度是空前的,对民国初年人民政治智识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君主论者在此次讨论中坚持认为,中国宜改共和制为君主制否则不能实现宪政,即倡导“宪政为体、君主为用”.由于君主论者自身认识的局限和时局的骤变,该种学理性的主张最终被扭曲为一场推戴袁世凯称帝的政治运动.尽管如此,君主论者在此次政治思潮中提出的对现实政治困境的批评和针对于此提出的一些主张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其对民初宪政道路的反思和发展是一个重要推动.     

联邦主义的宪政诉求——以1922年湖南省宪为例

在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代表联邦主义宪政的湖南省宪以其分权制衡、地方主义和倚重民权的宪政理念、制度设计,显示了联邦主义者寻求建立民主、稳定、统一的宪政国家的宪政诉求,其进步、合理成份应当肯定。而联邦主义与近代中国国情相背离的国家结构观和制宪技术的某些局限则值得反思。     

人权保障视域中的违宪审查：理念互通与制度嵌合

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其主要功能之一是为了保障人权，而人权保障要真正得以实现则依赖于宪法和宪政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其中违宪审查是现代宪政国家保障人权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违完审查是实现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功能的重要途径。违宪审查和人权保障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学理关联，只有通过实施宪法、确立违宪审查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我国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判断方法

当人们对某种权利的欲求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出现使之"入宪"的呼声.未列举权利理论的提出可以打破这种长期以来的迷信.人权条款为我国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栖身之所.判断未列举权利,首先需要对权利的层级化分类.判断未列举权利总的标准为"足够基本";具体标准为该权利主体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该权利性质与生命权、人格尊严息息相关,公民对该权利产生了强烈要求.     

论公民私有财产权之宪法地位与价值

公民私有财产权是公民其他权利赖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从法律保护的方式来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分为民法的保护和宪法的保护。在宪法的层面承认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是通往法治社会和宪政秩序的起点，不但关系到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宣示能否真正落实，并且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高效运行、国民经济的繁荣昌盛以度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乱世中的权力结构之变——以中国近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为场景

近代的联省自治运动提供了一种转变中国纵向权力结构的可能。在此运动前,中国的权力结构处于武力分割状态,而且武力与和谈均不能解决问题。联省自治运动所意图确立的权力结构是在权力的来源上,权力出自人民;在权力构成的理念上,遵循自治原则;在权力的纵向分配上,各级权力管辖自身事务,并通过法律规定之;在权力的横向配置上,各权力互相制衡,各司其职。联省自治运动转变权力结构的努力最后因为6个原因而失败。     

浅析人权入宪与人权保障

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举措对我国人权事业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冷静思考发现,宪法关于人权内涵和外延设计仍存在缺陷,同时,需要从法律保障、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人权保障机制。     

税收法律主义与我国宪法的完善

税收法律主义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与罪刑法定主义构成近代国家保障人民权利的两大手段.它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目前我国宪法中还没有明确规定税收法律主义,在税收立法中也存在着很大的缺失,因此我们应该从授权实体和授权程序这两方面来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宪法.     

论非洲人权法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贡献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拓宽了国际人权的内容，它既确认了第一代人权，又对第二代和第三人权的确认和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非洲人权保护制度赋予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完全的申诉权，丰富和完善了国际人权法的主体体系，非洲人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对人权的国际保护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必将有力地推动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修改的宪政宽容

宪法典具有有限性，不能苛求宪法文本表述的完美而频繁修改宪法，宪政制度应该对于追求人权与自由具有宽容性。加强行政审判独立和加大对公民权益保护的力度这两个基本问题容纳了行政诉讼制度修改的主要内容，发挥行政诉讼对符合宪法精神的宪政制度的建设功能既可以促进宪政发展，又可以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修改提供宪政空间。     

论权利是法律发展的评价指标

现代社会,法律发展的精神意蕴主要在于实现民主、法治和人权,其中,人的权利是法治精神的最高凝结,是衡量现代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标尺,也是评价法律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准。主要理由是,法律发展以权利主体为依归,以权利保障为价值目标,其从法律实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体现了这种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