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思想史视域中的先秦《诗》学文献——对《诗》学思想表现形式的反思

以往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论《诗》、解《诗》材料为基本素材。而有关《诗》的编纂、传习、应用情况的记述,由于其主旨都不在于思想的阐发,因而多被作为辅助性材料来使用。在这种认识下,先秦时期可供思想研究的《诗》学材料十分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赋《诗》、引《诗》的记载中分析、把握用《诗》者对《诗》的理解。此外,《诗》学思想的表达也并不局限于对《诗》的理解。引《诗》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纽带,将引《诗》所佐证的思想观念联结在一起,并由此组织起一个自由的《诗》学义理空间。引《诗》条目的组织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独立的篇章中自由地表达其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见解。这构成了《诗》学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论朱熹与戴震《诗》学之间的因缘关系

朱熹和戴震《诗》学关系密切,朱戴有着共同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大胆怀疑,客观求真。朱熹《诗》学诸多思想和方法对戴震有明显影响,戴震《诗》学借鉴了朱熹《诗》学的具体思想和方法,肯定和引用了朱熹大量的《诗》学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戴震《诗》学对朱熹《诗》学有所超越和发展。     

《诗筏》《骚筏》中美学思想初探

贺贻孙在《诗筏》、《骚筏》中的美学思想，由本体创作论、文本鉴赏论和学诗价值三方面构成，揭示了诗歌创作、鉴赏的艺术规律和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受到中国古典传统诗话模式的限制，缺乏严密的逻辑构架和系统的论证，并在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的旗帜下，推崇自然，尊重性灵，带有折衷主义痕迹。不过，他能汇同于当时反复古的潮流，代表了一种短暂沉暮的开新，在促进封建文化进一步烂熟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超越“忠君”——重读杜甫《哀王孙》

杜甫《哀王孙》是一首反映安史之乱中唐皇室悲惨遭遇的诗篇。诗中流露出很明显地“忠君”思想,导致古今论者对此诗评价悬殊。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诗中“忠君”思想的表层,就会发现杜甫在此诗中流露出的思想其实仍是他一贯的爱国爱民思想的流露。本诗“指陈时事,反思致用”的特质于我们认识那个特定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诗史”价值。今天的我们有必要对此诗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宴飨诗,一般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小雅·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頍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在数量上少于《诗经》中的情诗、怨刺诗,与祭祀诗相近,而多于史诗、农事诗和战争诗。若从性质上看,它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完全可以与上述诸诗并列,成为“三百篇”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类。     

公孙尼子与战国诗乐理论

《乐记》是七十子后学公孙尼子关于《诗》乐的论著。公孙尼子几乎完全忽略了诗乐的娱悦人心的审美价值，而全副精神所关注的是诗乐的道德意义。故而提出了“音与政通”“乐以象德”的《诗》乐理论，以《雅》《颂》之创制，旨在节制人情，导引人心，使社会秩序化、道德化，并对《风》《雅》《颂》的音乐形象与道德内涵作了描述。反映了战国儒家学派中兴起的以道德教化拯救颓世的思想潮流。同时《乐记》也披露了关于《诗经》音乐形态的信息与不同于《毛诗》的《诗经》传本信息。     

从诗经学的研究看刘敞对欧阳修经学的影响

在宋庆历年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经学思潮,即宋学。促成宋代这种经学风气转变的标志性人物有人认为是欧阳修,也有人认为是刘敞。而从刘敞的《七经小传》和欧阳修的《诗本义》来看,可以发现刘敞对欧阳修的经学思想明显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七经小传》的成书早于《诗本义》;二是对《诗经》的研究在论述的形式上,《诗本义》与《七经小传》有相似之处;三是对《诗经》的论述在思想内容方面,《七经小传》为《诗本义》提供了借鉴。     

荀子诗论之审美意蕴阐微

《荀子》一书,其引《诗》、用《诗》及论《诗》之处彰显了荀子的基本诗学观点。本文采用文学接受之审美属性的美学角度,泛采前辈之长,论述荀子引《诗》、用《诗》、论《诗》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意蕴,以期阐发荀子诗论的独特文化价值。     

试论李清照《打马赋》的思想特色

本文专就李清照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骈赋《打马赋》作了三点论述:《赋》表现了李清照力主抗战、反对投降的战略思想;表现了她渴望渡河、收复中原的爱国热忱;形成了她以诗明志、作赋述怀的思想特色。     

试论李清照《打马赋》的思想特色

本文专就李清照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骈赋《打马赋》作了三点论述：《赋》表现了李清照力主抗战、反对投降的战略思想；表现了她渴望渡河、收复中原的爱国热忱；形成了她以诗明志、作赋述怀的思想特色。     

王逸章句《楚辞》的动因、方式及特点

王逸章句《楚辞》的动因，源于思想上与屈原的趋同性和地域上的认同感。其章句的独特方式体现在：挖掘《楚辞》的儒家思想，及所承继的《诗经》“比兴”手法，肯定屈原思想与《楚辞》价值。王逸在章句时，凸现了汉人“解经”法，不仅力图将《楚辞》纳入经学研究的范畴，还企望将《楚辞》提高到“经学”的地位，同时在思想和情感上体现了独有特点。     

读马一浮抗战时期的诗歌

中国有重视诗教的传统。《诗经》就是孔子为了教育弟子而编辑的教科书。孔子对诗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就是说,诗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反映社会现实,也与别人交流思想感情,“诗言志”。读一个人的诗可以了解他的平生意趣。不仅孔子注重诗教,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重视以诗的形式传播某种思想,如《老子》实在就是哲理诗;《庄子》可以说是散文诗;屈原的《离骚》更是诗的一种体裁。诗作为沟通思想感情的表达手段,确是不可移易的,中国是诗的大国,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     

论马一浮的诗学思想

马一浮的诗学思想是其"六艺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诗学观点主要体现为"《诗》以感为体"、"《诗》教主仁"、"兴于《诗》".从中发现马一浮的诗学思想有强烈的道德至上倾向,以"识仁行仁"作为《诗》学的最高目标.由此来看,马一浮的诗学思想仍然是以其"六艺论儒学"为基础,以"仁"一以贯之的心性之学.     

沈德潜“格调说”的范本——《古诗源》

《古诗源》是中国诗学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选本,是沈德潜在“格调说”诗学思想指导下进行选诗的,是沈德潜“格调说”的经典范本。《古诗源》谈本求源,展现了唐前诗歌发展的脉络及创作成就。在诗选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从《壶谷诗评》透视南龙翼诗论的现实价值

朝鲜诗家南龙翼不仅编辑了朝鲜汉诗诗歌总集《箕雅》，更运用他的选诗标准，在《壶谷诗评》中对李杜优劣进行了审美观照，并对朝鲜唐诗学起到了桥梁作用，更提出了79格的诗歌风格理论，不仅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试论魏源《诗古微》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

学术界一致认为,魏源治经好求圣人的微言大义,其著《诗古微》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三家诗所蕴含的《春秋》微言大义,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魏源《诗古微》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主要体现在发掘《诗经》四始的微言大义;调整十五国《国风》的次第,从而阐扬《春秋》尊王大义;发掘《诗经》当中的“夷夏之辨”思想。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论《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兼与《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较

《荷马史诗》内容丰富、诗才洋溢，具有重要的文学、民俗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价值。与我国古代诗歌典籍《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二者在战争目的、战争形式以及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