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的良心──论高准的诗及其创作道路

台湾诗人高准正生在台湾“现代主义之声盈天下”的时代。他强调诗的民族性、爱国性，扎根于本土，亲风雅余绪；主张诗要有社会性，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提出了新诗的“新八不主义”。其诗歌不仅力求内容之完美，而且力求形式之完整，毫无斧凿之痕。     

优美与壮丽的合奏--王维诗歌艺术特色成因探析

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其诗歌艺术特色以“优美”和“壮丽”著称。具有一种空灵悠远的境界。为何他的诗歌创作会有这样的特色呢？儒、道、佛观念对王维审美情趣的影响，结舍他所经历的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颠簸，形成了王维独特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构成了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     

司空图诗论与张彦远画论

中国古典美学向来就有强调诗与画两种艺术形式相互补充与融合的传统，即所谓“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诗画交融的特点在神韵派诗歌及文人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司空图为神韵派诗论的开创者，他的诗歌理论以道家美学为基础。而“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流派当然是‘南宗文人画”。南宗文人画亦以庄禅美学为其艺术理想的基础。     

梁武帝与梁代诗坛

在梁代诗坛上,梁武帝萧衍贡献卓著,为后世文史论家称道。他以自己的创作为表率,推动了梁代诗歌创作的兴盛。他还以帝王之尊广交文人学士,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他大力提倡诗歌创作,诗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高,实际上他已将诗才作为＂取士＂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些举措对当时诗歌创作的繁荣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对当时的文士聚会和诗文世家的创作也有正面的影响。他要求文士们讲究诗歌创作的声韵、用典等技巧及艺术形式,对提高诗歌形制的正面意义不可忽视,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王维诗歌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画意探究

诗与画具有共通之处,"诗情画意"的艺术美感在中国盛唐诗人王维和英国浪漫主义大师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二人诗歌创作的绘画技巧、构图方法和指导思想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与画作为表达美的艺术形式而存在,寄托感情、陶冶情操是其意义之一。这也正是诗画可以融合的原因。基于这种共性,诗可以呈现画的意境,画可以表达诗的情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现象是诗画不断发展的结果。     

"梦"的解析--李贺诗歌梦幻诗学思维方式

号为“诗鬼”的李贺之诗，其艺术魅力的探寻历来是一个谜，有关李贺诗歌的言论表现出对其解读的隔膜，检视前人有关言论，李员诗歌具有梦纪诗学思维方式的特征、梦幻诗歌创作的心理背景和潜意识主题，在梦幻诗学思维方式的动态活力系统中，以梦的运作方式形式诗歌意的创作思维模式。     

钟嵘《诗品》对诗歌本质探索的新贡献

钟嵘《诗品》对诗歌本质的探索有两大贡献：一、对“人心感物”的“物”讲得更清楚、更深刻，不仅 指自然景物，而且更重视社会生活的内容，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解释；二、认为诗歌感情的基调应充 分体现“怨愤”之情，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止乎礼义”的束缚，抵制了当时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倡导了诗歌创作 应表现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健康的思想感情。     

诗艺二题

谈山水诗 象绘画有花鸟虫鱼的笔墨一样,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描写莺飞草长,怪石奇峰,秋山夕照,金野飘香的山水景物诗。 有人说:“山水诗宣扬隐逸遁世的思想,嗜好它有如过去的公子哥儿提着画眉鸟笼过街。读多了或写多了,小心涣散人民的斗志。”这真是有点危言耸听!当然,从历史上看,描绘自然景物的山水诗作为一种诗歌流派和艺术形式,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     

王士祯诗风剖析

本文从王士祯的诗歌理论及诗歌创作实践入手对其进行剖析,全面论述了王士祯的诗歌风格,提出渔洋诗的风格不能仅以“神韵”二字概括,其诗亦有俊爽轻捷豪迈沉郁之气。     

诗歌创作论——中国诗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意识是反映积极的人生理念 ,表现健康的思想情调 ,而诗歌创作在艺术上应力求达到“入神”的最高境界 ,从而使诗歌创作达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高度完美的统一 ,充分发挥诗歌的教化功能     

普希金的小说创作

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他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写得精美绝伦,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创作。其实,普希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不承认普希金在小说创作上的贡献是不公允的。     

浅析诗歌的审美化教学

诗歌作为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除了在形式上具有特定的声韵、节奏、格律等要求外,好的诗歌还必然表现出其艺术思维和艺术语言的高度创造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它非常适宜作为现代人个性、情感的涵养和智力的培育.相应地,现代诗教必然要改变过去单调乏味的教学方法,创造出诗教的现代形式--审美化教学.     

论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和诗歌审美观与前代的承继关系

本文旨在探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融合了无数前人的精华,又有所个人创造和丰富过程,来理解李商隐的诗歌的审美观和诗歌风格,体会诗的艺术形式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     

政治高歌：20世纪50-70年代末诗歌的基本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着20世纪50-70年代末的诗歌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暧昧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该时代末诗歌的基本形态。其代表诗人是郭小川、贺敬之。这类诗歌本文称之为“政治高歌”，它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为政治服务的神圣使命；“小我“与“大我”的趋向和谐；诗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追求；革命浪漫主义的诗风。对这类诗歌的失误也进行了批判。     

诗学之正源 法度之准则——赋、比、兴与意境创造

赋、比、兴一般称为三种创作手法,它是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创作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经验,后来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组重要范畴。它最早见于战国时代《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诗”中之“三诗”,后来亦称“三义”。《周礼》对“三诗”没有作出具体解释。汉以后对之解释、引申、发挥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古代文学家、理论家对“三义”的研究、讨论,都是联系着《诗经》创作的实例、《易传》之“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以及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特点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论张问陶“空灵”诗境

张问陶论诗主张抒真情，写真意，发心声，反摹仿依傍，崇尚空灵。空灵，是张问陶诗歌的一个主要特色，他认为“诗到空灵艺始成”，即诗歌创作只有达到“空灵”才使其成为真正的艺术。而诗歌创作要实现“空灵”，则要求诗人必须摒弃“名心”，采用多样性艺术手法，运用“清新、淡雅、朴素、自然的诗语，在灵感中自然凝结为意境“空灵”的性灵诗。     

多元共生态势下的“相思湖诗群”

在广西诗歌多元发展的态势下,“相思湖诗群”依凭“相思湖作家群”的人文传统,其诗歌创作受到诗坛的关注。在诗歌创作上“尊重个性”的同时,诗学主张不断形成共识,具体表现为:诗歌,作为生活的“一种建制”;以暴制暴,从思维上强化语言的生命旨归;诗歌要考虑“隐匿者”的存在,学会召唤读者相应的情绪;诗歌伦理学:诗歌与大地合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

郭沫若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在诗歌、历史剧、散文、传记等领域内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别是他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中国文学史诗歌创作的新纪元。他的诗歌自由奔放热情澎湃,形式多变活泼,如诗人所说:“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沸羹集·序我的诗》)郭沫若的诗歌有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引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对未来、理想的描绘,鼓舞人民的革命信心。特别是后者在诗人的创作中表现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