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美安全同盟的强化

2 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 ,日美同盟共同遏制的对象消失了 ,日美经贸摩擦的加剧使同盟处于一种“漂流”状态。 90年代中期 ,美国经济恢复了景气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日美两国从自身的对外战略利益出发 ,决定强化安全同盟。 1995年美国的《东亚战略报告》和日本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为强化同盟铺设了轨道。 1996年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 1997年出台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以及 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有关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 ,使得日美同盟体制从此发生质变 ,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跨世纪工程在历时三年后最终完成。     

“美日同盟关系新变化及其影响”研讨会在京召开

<正>2015年5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美日同盟关系新变化及其影响"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日本所王晓峰副所长主持会议,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杨毅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作基调演讲。针对美日两国对美日同盟的战略定位,杨毅指出,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战略定位不仅仅是双边意义上的,更在于从全球战略的角度、从维护美国霸权的高度,来防     

如何应对嬗变后的新日美安保体制

冷战格局瓦解后,昔日以对抗苏联为主要目的的日美同盟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通过"再定义"进程大力强化。两国所确立的"美主日从"的日美安保体制也随之质变为新日美安保体制。这将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等产生全方位的辐射性影响,本文试图提出相应的合理对策。     

后冷战时期日美同盟的发展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苏联解体后,冷战宣告终结,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因此借助强化＂日美同盟＂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日韩同盟”?欲语还休的纠结

时至今日,冷战时期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仍在东亚地区安全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最为突出的就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二战后,美日同盟一直是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石。而美韩同盟则是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中合作水平最高的同盟。在统一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俄日关系

<正>1月1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俄日关系时指出,日美同盟对俄日关系产生消极影响。他说,美国在其战略文件中将俄罗斯与中国称作对手,而日美是同盟关系,美军就有权在日领土上用兵,如果美国的中短程导弹计划部署在日本,就是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正如拉夫罗夫所言,俄罗斯独立30年来,美日同盟的强化以及机制不断加强的美国“印太战略”,使俄日构建相互关系受到巨大影响。     

日美同盟再受震动

1960年日美为“应付共同危险”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当时曾遭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日美同盟受到严重冲击。90年代以来日美同盟又接二连三地遇到冲击波。首先是苏联解体后日美安全关系的必要性引起各种议论,继而日美贸易摩擦又闹得沸沸扬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防部开始强调冷战后日美同盟依然十分重要,日美双方准备在今年11月通过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宣言”,给日美同盟关系“重新下定义”。然而,正当双方为此加紧准备之际,驻冲绳美军强暴日本少女事件再次对日美同盟造成冲击。近一个多月来,日本     

“美日同盟”推动下的日本崛起

战后，东亚局势的急剧变化凸显了日本的战略价值，美国对日政策从打击、限制转变为支持和扶植，从而使日本成为美国对亚洲大陆实施遏制的冷战前沿。与此同时，日本审时度势，接受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美日同盟的建立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宋教仁的帝国主义论与民族解放思想

宋教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特点和战争本质都有深刻的新认识。他在20世纪初敏锐地预见到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认为日、关、英等国在亚太地区的激烈争夺，必然导致日美之间的战争；同时剖析了欧洲德、奥、意“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与矛盾的尖锐化，认为这必将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他提出，中国应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配合世界性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新潮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追随:“选边站”的游戏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同盟"二字可能是出镜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在当今世界,北约等同盟组织依旧影响乃至主宰着部分地区和国家的命运。在中国周边,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乃至国家安全。在近期中日钓鱼岛对抗的背后,美日同盟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emaginIchina     

浅析清末美日两国在华合作关系

清末,美日在华合作关系是中国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两国在中国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和相似的立场。为了对抗其他不合作的在华列强,美日两国联手,一方面对抗了其他列强,换取了双方在华利益的增强;另一方面,通过侵略压迫中国,加速和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进程。     

南海问题中的日本因素与我国的安全环境

冷战期间日本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冷战后日本追随美国开始介入南海争端。新世纪,为维护其海上“生命线”安全的需要,保障其经济利益,争夺地区主导权并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牵制中国,日本开始介入南海争端,其战略措施有：舆论炒作“中国威胁论”;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并进一步巩固日美同盟,包括拉拢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日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战略关系;从军事战略上谋划介入南海地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意图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阻遏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严重地威胁中国领海主权的完整。在解决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日本因素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三方物流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模式分析

我国物流企业普遍的规模不足与战略资源短缺阻碍了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企业孤立经营的传统模式需要被打破.我国加入WTO后,企业之间需要从对立竞争向合作竞争转变,而这一转换过程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就是建立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本文分析了我国物流企业战略联盟的几种发展模式,提出适合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的动态联盟模型,并对如何保持成功的联盟关系给出一些建议.     

美国的“中国责任论”与中美关系

美国抛出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尚未达到美国的预期目标,“中国责任论”又随着美国政要的相继访华应运而生。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认知由“威胁”到“责任”的转变,是美对华战略层面变更,还是仅为战术方针调整;是美对华表示善意的真实体现,还是对华制约的另类手段等问题,仍值得我们去审慎思考和研究。     

2000-2005年中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估研究

提出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对2000~2005年中国及各省的资源环境绩效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表明:(1)2000~2005年,我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平均每年下降2.7%。(2)我国的资源环境绩效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由东到西梯次分布。东部地区的资源环境绩效水平依次高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资源环境绩效水平的提高不能依靠经济增长自发地去实现,而是要通过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强化管理等措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缓解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负面效应来实现。     

市场监管法视野下“毒奶粉”事件的反思

市场失灵导致市场监管,而市场监管也可能出现非法与低效。＂三鹿奶粉事件＂加速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然而,从我国刚出台的《食品安全法》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奉行的是＂重公法监管,轻私法保护＂的市场监管模式。结合近两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来看,这种监管模式容易走入一个死胡同,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因此,政府应当从大量日常监管事务的牵制中解放出来,致力于让民众通过私法体系捍卫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行政监管的效率。     

21世纪中国城市化模式探讨

选择科学的城市化模式,对于充分发挥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尽快实现中国现代化强国之梦具有重大意义。考察1800年至今20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可以看出,世界城市化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迅速转变;反思建国后5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却发现中国仍然热衷于粗放型发展模式,在巨大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问题。在21世纪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主题的今天,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分析城市化进程中质量和数量的辩证逻辑关系,可以确定：在新世纪,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应有量的适度发展,更应该实现质的飞跃;城市化应该走数量与质量并重的集约型多元化发展模式,以借助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发展,借助城市综合竞争实力的提高使中国经济屹立于世界之林。     

中国与北极国家贸易格局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北极地区的潜在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冰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利用对中国与北极国家贸易格局具有重要影响.该文在分析中国与北极国家贸易格局时空演变的基础上,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探究贸易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从时间演变特征上看,中国与北极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差额整体呈顺差状态;中国对北极国家出口商品类别以杂项制品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为主,进口商品类别以杂项制品和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为主;中国对北极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大于北极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2)从空间演变特征上看,中国与北极国家的贸易空间格局趋于分散,国别分布以美国为主,其次是俄罗斯和加拿大.3)从影响因素上看,中国与北极国家的贸易格局受中国和北极国家GDP、地理距离、贸易依存度、经济制度相似性以及文化距离因素的共同影响.     

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探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美之间的一些经济摩擦有了一个有效的解决平台。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战略,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加之政治因素仍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