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危机教育

现代化在快速推进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高风险和多危机的阶段。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外源后发型现代化面临着更高的社会风险，并且西方国家各种历时态出现的社会风险共时态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在高风险和多危机的社会中继续推进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必须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教育。要转变传统教育理念，不断强化危机意识；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增加危机教育内容；采取强制教育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危机教育。     

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演化的复杂性与可持续性。社会生态系统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其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具有非线性层级结构、具有适应性演化机制和表现出共同进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则主要表现为自稳定性、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等特征。社会生态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维持自己的整体有序结构;能够根据规则调整系统的内部结构,甚至改变规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从而使系统突现出新的结构和功能,表现出一种适应性的有序演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分析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进路。     

论自然工程与社会工程的关系

相对于自然工程而言,社会工程是非物质形态的柔性工程,是综合利用人文社会、自然以及工程科学的相关知识,建构和选择社会运行的具体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向,寻找解决社会问题,重构社会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自然工程就其基本构成而言,具有内圈和外圈的双重结构,在自然工程活动过程中工程决策阶段、工程规划阶段和工程实施过程阶段,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紧密联系,自然工程的运作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工程活动的运作过程。     

大数据环境对民众伦理意识的淡化与冲击

伦理意识形成于人际交往过程中。大数据环境下,由于人际网络广度的拓展、人际身份的虚实交错等,逐步淡化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就在大数据这种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下,"道义论"和"后果论"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评判策略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下;大数据环境基于此造成了一个道德规范容易放松道德约束的行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     

科技时代的社会风险和政府管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贝克以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为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侧重于制度层面,并与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密切关联,来研究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转型期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通过加强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和危机意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     

社会计算——科学、技术与人文的数字化动态交融

本文通过社会计算的研究,探讨了科学、技术和人文有机组合的途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利用复杂系统理论及先进的计算手段和方法,把传统上限于语言层次和静态的人文知识数字化和动态化,并用于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建模、分析和决策支持。主要思想包括利用人工系统、计算试验和平行系统等方法,建立社会计算的理论框架。     

创新的机制与过程

(接上期) 二.创新的产生过程 创新是社会环境中各要素所构成复杂关系的一种涌现现象,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作用,由主体来实现的创造性活动,它以新观念、新见解、新工艺、新技术等方式和手段不断创造出新属性、新性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使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更加和谐、协调的状态,并为社会和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和进步提供新的动力和契机.     

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反省

汉语生命伦理学正在经历危机.生命伦理学应是这样一门学科:对人的生命状态进行道德追问;对生命的终极问题进行伦理研究;对生命科学技术进行伦理裁判与反省;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的本质、价值与意义的道德哲学解读.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其学术体制的内部组织、学科发展、学术行动和开拓的规划,都受制于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加之学科门类的顽固偏见,使其始终处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或政策边缘,始终处于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化的边缘.生命伦理学至今没有建立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科学的方法学训练机制,并由少数人操控学术体制使之成为学术偏见的生产地,以服务于局部利益,建立虚假的权威之虞.     

社会-技术互动网络视域中纯电子期刊的社会建构

"社会-技术互动网络"(STIN)模型为分析纯电子期刊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概念工具。根据STIN模型,纯电子期刊的形成就是一个由新技术为一方,与由读者、作者、编者、出版者等构成的另一方之间展开的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构和生成了纯电子期刊这个技术产品。这表明,任何一项新技术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可行性和相对优势,还要受制于技术所嵌入的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中经济的、社会的、政策的和观念层面的诸要素之间围绕技术而进行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制衡。     

社会-技术系统视野下的电子健康技术与创新研究

由于电子健康创新与发展的实践需要,电子健康的社会研究备受关注。本文运用社会-技术系统的多层分析框架,分析和探讨了影响电子健康创新与发展的复杂因素以及电子健康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电子健康系统的推广、应用与创新不只是信息技术向健康领域扩散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即技术与社会活动的协同演化过程,除技术因素之外,更应当关注用户、组织、制度乃至更广泛的异质性社会因素与非技术问题。     

技术系统的意向性解释立场

技术系统在其进化过程中呈现一定的内在逻辑,依照丹尼特的理论,似乎技术系统本身具有心智和目的,但事实上是技术系统及其功能体现人类投射与之的主体意向。对系统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可以根据系统的不同类型及其复杂程度分别按照三种不同立场来操作:物理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但意向性解释立场是有潜在风险的,这种风险是使主体漠视和遗忘了对象简单功能背后的复杂性及与复杂性伴生的风险的认知。     

过程论视野下的产业技术风险

从技术过程论来看,产业技术既是技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产业技术风险具有区别于其他技术的风险特征。以技术过程论为工具,生产技术的次优性、产业技术的利益化以及产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规范分别构成了产业技术风险的过程性成因。产业技术系统内各组分的不协同和来自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技术风险的外部影响而共同导致了风险的产生。     

技术行动的嵌入性与技术的产业化

从嵌入性视角考察技术的产业化，提出三种形式的技术行动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技术系统的结构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进而从知识和能力的建构，产业技术系统的建构和社会化的价值实现说明了产业化的过程。     

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进

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述了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早期的工程师责任就是绝对服从军队的命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程师手中技术力量的不断加强,其伦理责任开始由最初的忠诚责任向“普遍责任”扩展,并引发了专家治国运动;由于社会制度和自身的局限性,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又由乌托邦式的“无限责任”回归到现实的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中期,伴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生,工程师从对社会的责任延伸到了对自然的责任。     

试论"认识主体"复杂性

"认识主体"概念在西方哲学史的演进过程,即是其内涵不断深入的过程,而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社会逐步进入信息化并向智能化时代过渡,进一步从认识主体的表现形式、构成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揭示出其复杂性特征.     

复杂性科学批判之批判--兼析"关于‘复杂性研究’和‘复杂性科学’"一文

针对“关于‘复杂性研究’和‘复杂性科学’一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商榷。复杂性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复杂性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复杂性哲学要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对各个学科领域复杂性探索，建立一整套复杂系统演化理论，形成复杂性科学是可能的。复杂性科学是一门新学科。     

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的社会化、政治化和经济化,其本身的不确定性的后果以放大的形式在社会范围内扩展,使人们生活在一种风险社会的情境之中。实际上,风险既是一种人们的自身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可能性因果联系,又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为了应对高科技风险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威胁,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责任伦理。     

工程科学与工程哲学

现代科学技术与工程活动的密切结合,工程活动的结构复杂性程度的提高,就直接引致一门新的科学的出现,这就是工程科学.工程科学具有系统科学的特征、复杂性科学的特征、交叉科学的特征、综合科学的特征.我国正处在一个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社会化、生态化的过程之中.所以,工业化时代的工程观已经远远不能反映社会发展对于工程的新需求,也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对工程创新和工程建设的需要.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树立新时代的新的工程观,是需要哲学界和工程界结成学术联盟来共同研究的一个问题.     

网络社会控制:基于控制主体的思考

从控制主体方面探讨网络社会控制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网民、家庭、学校、政府和国际社会在网络社会控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网民提高信息素养,家庭重建新型亲子关系,学校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政府建构综合控制体系,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与全球治理。这些是网络社会控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